2009年7月20日出版的《纽约客》刊载了一篇介绍原《财经》主编，现《财新传媒》创始人胡舒立的一篇文章，The Forbidden Zone。作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驻扎在中国的美国记者Evan Osnos。

禁区（The Forbidden Zone）

《纽约客》2009年7月20日

作者：EVAN OSNOS

译者：方可成（http://www.fangkc.cn）

2008年5月12日，《财经》双周刊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曾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the God of Wealth）”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全文完）

博主按：肖瑞的论文选择英国驻华机构社会化媒体使用研究，期间也是经历不少磨难，好在都已过去。所谓的公共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姿态，你若想要真正交流，还是困难重重，围观吧。下文为肖瑞的体会。

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给我带来很多意外的惊喜。

首先，在于对微博的了解和应用。研究论文之前只是有想法去开个微博，但是一直没有落实，论文确定下来之后，便被动接受新鲜事物了。进而了解到twitter、facebook等一系列社会化媒体传播方式。

其次，因为研究的是英国驻华机构，很多资料的搜集都得通过翻译外文网站才能得到，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小的挑战。翻译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看到最后自己翻成的连贯的汉语版条例，那种感觉真的是无法言表。论文的过程也是提高英语水平的过程，也算是鱼和熊掌兼得了吧！

再次，锻炼与人沟通的技巧，比如怎样去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打交道，这个过程中什么该说什么能说，而什么样的话语是禁忌，是不和谐的因素，尤其是在与那些比自己层次高很多的人沟通时，这些不和谐可能成为采访最终不能达成目标的绊脚石。

还有，也是我认为最最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分析了解英国驻华机构社会化网络媒介的使用情况，一定要有专业的高度，而不应漫无目的的泛泛谈论，这种专业性同样体现在与人的沟通上。比如，要根据深入的分析了解之后，再去通过邮件咨询一些对于双方来说同样有意义的话题，而不能让对方感觉到发问很肤浅，很没有价值。这样会给后期沟通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可能会陷入僵局。

论文写作过程中困难还是比较多的。比如翻译、比如内容分析，比如采访、还有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最先着手弄的，也是花费精力比较大但最终因中途放弃而没有成果的一块。那阵就连做梦都在编问题，但最终因为太繁琐没头绪中途放弃，半途而废了，辛辛苦苦播的种却在即将能收获的时候自己亲手毁了它们，感觉很不好，否则我的论文会更完美的。

采访是一件失败的事，刚开始还可以算是比较顺利吧，由于我就自作主张的发了邮件给使馆相关负责人，很快便有回复，问题貌似很不专业…所以最后使馆方面只接受了邮件回答。那些日子是痛苦的，天天各种主页上发面访申请，看着对方发来的各种官话套话，很崩溃。

内容分析使用最蠢的办法，数了好几天。这个怪我过门不懂得施礼，所以走了弯路。后来请教了老师之后，才知道科学的数据统计的方式和重要性。

翻译是一项大工程，要想了解英国驻华机构的一些信息，都需要去翻译。有时google的翻译翻出来不通顺，还得自己理顺语言。

如果重新来做我的这篇论文，我想肯定会出调查问卷，并且会亲自参加一下使馆方面举办的活动，去现场感受一下；其次采访一定是要面访，并且还要访问到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再有内容分析法一定要做的再精致一些；最后论文整体的质量都要提升一个高度。

每次和张老师一起工作都是紧张而充满快乐的，紧张是因为老师一贯的严格要求，快乐是因为张老师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新鲜的事物，很具有挑战性！很喜欢跟着张老师做事情，总是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同时还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取到最新的资讯，获得谈资。张老师是一个表面很严格的老师，但是内心总是很替学生着想。比如，说是不管我采访了，但是还是一直在帮我沟通联络使馆方面，帮我修改采访申请。省了我很多纠结…

但是论文写作到后期，一直出不来成果，很担心，很焦虑，担心自己做的不够好，不能很好的完成论文的要求，不能达到张老师要求的高度，所以压力很大。

其实这种应用型的论文对于学生的锻炼是很有帮助的，相对于从海量已有研究中挖掘自己的论文题材，这种通过亲自观察访问研究整理，发现其中的优势和不足，得出结论的方式对于学生自主发展具有更大跟现实的意义。所以在以后的论文题目中应该更多的设计这类型的选题，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建议以后的学弟学妹，在选择论文写作的时候不要选择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选题，虽然可能真的很好写，但是从中你不会有多少收获；然后就在是写作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和导师的及时有效沟通，当然这种沟通必须建立在前期大量的理论或现实研究的基础上，否则也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在写作过程中一旦遇到任何专业或者技术上的问题，要学会与导师沟通，会少走很多弯路；因为导师的分配不是自主选择的，所以不论系里把你分配给了哪个导师都要认真的对待，不要抱怨，相信每个老师所作的都是为了你好，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你该做的做到最好，不要以为导师很好糊弄就去凑合，如果你这样想并且这样做了，那么你最终不是糊弄了你的导师，而是你自己。一篇论文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很磨砺人的，要懂得去享受这个过程，四年才有这么一次锻炼的机会，很难得，只有抓住了并且从中得到历练了，你的大学生活才算完美了。

（完）

祝建华（Jonathan Zhu），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学系教授、该校传播与新媒体硕士专业创办人。

转自人民网

访谈者谭跃系祝建华学生，2003年3月，祝建华回其母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讲座。谭跃称“返回香港城市大学后，作为祝老师的学生，我以讲座录音为基础，补充采访了祝老师。”

陷阱一：追逐重大事件

谭跃：您在《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一文中，讲了您在国内、美国、香港等地从事大众传播研究20多年的过程。能否借此机会给我们谈谈如何做高水平的研究？

祝建华：学术研究，无论是大众传播学，还是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归根到底要回答三个问题(即所谓的“3W”问题)：第一、研究什么（What to study）？第二、为何研究（Why study it）？第三、如何研究（How to study it）？我上课时，一般是从正面来逐一回答这些问题。今天想反其道而行之，从反面来谈谈什么样的研究不要去做、为什么不要做，也就是所谓的大众传播研究中的“陷阱”与“误区”。这些陷阱，我大多踩过，只是后来开始指导研究生论文和替国际杂志审阅论文时，才发现很流行。如：一、追逐重大事件；二、追逐独特现象；三、追逐突发事件；四、追逐新名词；五、追逐新媒体；六、研究单一原因；七、研究常数（constant）；八、为比较而比较；九、为方法而方法。

我想先说明一下，这些主要是在选题中发生的问题，即3W中的第1个W。当然，选题（研究什么）与操作（如何研究）也是不可分的。因为有时选题没有问题，但是操作上存在问题。但我认为大部分问题还是在第一步，即研究什么。选题选对了，方法用的不太恰当，会使你的研究有所逊色。但如果选题不好，方法用得再好，还是不行的。为了强调选题不当的后果，我这里选择的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我的有些观点，可能会引起争论。这绝非我的本意（我不喜欢无谓的概念争论）、但恐怕也难以避免。由于篇幅的限制，我这里只讲前面的四个陷阱。

谭跃：追逐重大事件有什么不好？您为什么把它当作是第一大陷阱呢？

祝建华：有的意外吧？我把这个问题当成第一陷阱来讲，是因为我发现这是大众传播学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注意我这儿在“传播学者”前面加了一个“大众”，因为相对来说，研究人际传播的学者犯这种错误的倾向就要小得多了。如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相比，大众传播学者追逐重大题材的倾向更明显。海内外都有人批评大众传播学的水平不如其他社会科学。问题不在于我们比别人“笨”。考新闻传播系的学生，往往都是文科考分中最高的。我想这主要与我们的背景有关系。我们选择读新闻传播学院，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新闻事件有兴趣、事件越大越有兴趣。我30年前就开始替上海的报社做通讯员，后来做过日报和通讯社的记者、周刊的编辑，甚至还当过几次电视评论员。

本来我们的个人兴趣、学科背景、工作经验都是有助于研究的宝贵资源。我绝对不是要抹煞这种资源的重要性。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这种学科背景或工作经验也可能成为一个负面的包袱。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这种负面影响就体现在选题时，可能只考虑题目本身的新闻价值（例如重要性、时效性、显著性、接近性等，不管你用那个版本的定义，但总离不开这些要素），然而重大事件（即有很高新闻价值的事件）不一定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反过来，很平常的事情，我们做记者时一定不会去报道，因为没有新闻价值，但是这类平常事，不一定不值得研究。

谭跃：如果选题时不考虑事件的重要性（即新闻价值），那么应该考虑什么？

祝建华：总的讲来，是要考虑其学术价值。但学术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层面的问题，包括认识论、概念、定义等等。但简单来讲，学术价值是由我们所做的科学研究目的决定的。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科学研究”，其目的无非是发现、证明（或者更确切地说，否定）那些反映大众传播过程的基本法则或普遍规律。按此标准，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重大事件能反映普遍规律吗？非也。重大事件与日常生活中的经常发生的小事相比，什么事情发生的更必然、更经常呢？当然是小事。研究者应该关心的是最经常发生的事，即琐碎小事，从中寻找普遍规律。从这一点来说，学者与记者是站在帮助公众认识世界的两个极端：记者是通过重大事件、学者是平常小事。

谭跃：但是在重大事件中，媒体通常产生重大的效果。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媒体在重大事件中的表现，来发现一些平时不能看到的问题。例如据我所知，对越南战争的研究就把媒体有限效果论又变成了强效果论。

祝建华：好，我们来看战争对大众传播研究的影响这一例子。你讲的对，战争与有大众传播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大众传播学的起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的。内容分析的方法就是Harold Lasswell在那次战争中发明、用来分析德国和盟军的宣传手法发明。在二次大战中，Charles Hovland做的劝服研究至今还是传播学理论的基础。越南战争在美国媒体的研究当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记者、评论员都把越南战争说成是“第一场在家庭起居室里（通过电视）看到的战争”。这确实很重要，使得大众传播学者对传媒效果的看法又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变化、从而产生了很多新的理论。

但是，战争对大众传播研究的影响大概也就到越战为止了。越战以来的战争还少吗？光以涉及到美国的就有1983年的入侵格林纳达、1989年的入侵巴拿马、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6－97年波士尼亚战争、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美伊战争。每场战争都有不少研究，但没有一场能重现越战的光彩。

我参与研究的第一场战争是1990－91年间的海湾战争。记得那场战争一爆发，大家又开始给它定义，说其是“第一场用电视直播的战争”。越战不是实时播放的，记者在前线拍好片子后，用飞机从越南运出来，所以它不是实时的，有的相差一、两天。而海湾战争是实况的。今年的美伊战争还没开始时，有人就在考虑用什么形容词来描述它。可能是“第一场在互联网上转播的战争（但后来发现巴格达没有网络接口）”，或者是“第一场用数码相机拍摄的战争”（也许是，但SoWhat？即“又如何”？）。

谭跃：最近的美伊战争打响后，大家又说这是“第一场有嵌入式（embedded）随军记者的战争”、“第一场通过无线电话传播的战争”（海湾战争中CNN的记者Peter Arnett是用有线电话从巴格达报道的）、“CCTV第一场实况转播的战争”，等等。

祝建华：对，每一场战争你总归可以找到一些技术上、制作上、传播手段上的新特征。问题是，这些“第一场XXX战争”之类的新特征对于我们已知的大众传播的制作、发送、接收和效果（即所谓的media production, delivery, reception and effect）这四个过程是不是提供了一些新的认识呢？未必。至少我看不到。在对海湾战争的研究中，各国学者们（包括我在内）做了大量的调查或内容分析，出了很多文章和书。十二年后的今天回顾一下，这些书、这些文章大多没有什么留下痕迹（即重大影响）。为什么？没有什么重大发现。当然，每场战争当然有很多变化，越战时没有聪明武器，现在有了，而且轰炸命中率一次比一次高。但从大众传播的过程来讲，越战中发生的问题以后的战争中都发生了，越战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后的战争也是没有解决。比如说军方对消息的垄断，海湾战争是这样、我就看不出这一次美伊战争改变了这种模式，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

我们回过头去看，大众传播研究发展史上有影响的那些研究，有些是发生在重大事件以后的，比方说20世纪30年代火星人入侵或者60年代肯尼迪被刺的研究；但绝大部分的研究所涉及到的事件的范围和背景，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例如议程设置的第一个研究，即McCombs和Shaw 1972年发表的那个研究，是1968年美国大选期间他们在North Carolina大学所在的Chapel Hill小镇，对100个举棋不定的选民，很不特别的。再看看其他理论。比如第三者效果理论的产生，是Phillips Davison通过观察一个美军的训练营中有些战士之间的对话，发现人都有一种认为别人容易受影响而自己是“特殊材料”组成的、不会受影响的倾向，这本是非常琐碎平常的小事，他从中抽出来一个所谓的第三者效果。再如沉默螺旋理论的产生，是Elisabeth Noelle-Neumann在火车车厢中，观察乘客的聊天，发现在这种环境中，有一个人说过话后，明明这个人发表很极端的观点，是少数派，但其他人没有敢说，觉得其他人都是那么想的。于是大家都说对、对、对。事后她分别问一下，其实每个人都反对第一个发言者，但却认为自己是少数派，其他人都是支持说话人的。你去看很多理论的起源，都是从不起眼的小事情中发展出来的。有关的道理，下面还会涉及到。

陷阱二：追逐独特现象

谭跃：在我们所读的文献中，有一些是描述独特现象的，它们经常会启发我们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通过比较发现事物背后的原因。例如，Steven Chaffee就曾说过，一些现象在某些国家可能是独特的，但在其他国家他就有可能是普遍的，所以在评价概念化演变的时候很有用。您为什么说研究独特现象是一个陷阱呢？

祝建华：我认为，研究独特现象总的说来是弊多利少。Chaffee是“化腐朽为神奇”地开发独特现象的研究结果。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独特现象永远是独特的。

独特现象也是我们读新闻传播专业人的爱好，总觉得独特现象千载难逢、前程无限、非研究不可。我有一位朋友，曾去过地中海中的北塞浦路斯，那是一个未被世界上任何国家承认的主权国家。他问，有无研究价值？我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他说，这是全世界没有的。我回答，对，就是因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值得研究。这又一次说明做记者与做学者的区别。在新闻记者的眼中，越独特（用最新的术语，越“非典型”）越好。北塞浦路斯的风土人情，一定可以成为新闻特写、专访的好题材，但却难以成为学术研究的好课题。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越普通越好。

谭跃：你不觉得研究独特现象很有吸引力吗？

祝建华：我自己也经常被独特现象所吸引。20年前我在复旦做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我们已经在做受众调查。一天，看到报上一条消息，说上海郊区有了第一个电视村。这个村因为副业好，村里拿集体资金给每家买了一个14寸的黑白电视机。哇！不能再独特了，马上去那个村做调查。这是上海第一个，也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电视村。所以去看一看有什么特别。

谭跃：有什么重要发现？

祝建华：可以写一份不错的“先进经验总结报告”，但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从此我学乖了一点。10年前在美国康内迪克大学任教时，附近出现了一个“一周无电视”的镇。镇上居民每年春天约好关掉家中电视机一个星期，男女老少一起出来享受自然和社交。这事传开后，连CNN都有报道。系上一位同事见后，邀我一起去做一研究。我想起以前做“电视村”无功而返的教训，就劝那同事打消此念头。

谭跃：你以后再也不做“独一无二”的研究了吗？

祝建华：当然不是。我在1997－99年间做过香港回归研究。我不是唯一做此研究的，全世界也有很多人在做，为什么？因为这是20世纪的最后一个国家主权转移、民族统一的个案。你打开历史来看，其他国家的统一都是经过战争或动乱的，如两德的统一、越南的统一，而且都是意想不到、突然发生的，柏林墙突然一下子倒下来，北越一下子打到了南越。香港是唯一的例外，和平过渡而且事先知道。从1984年起已经计算好的。天安门广场和罗湖边境各有一个计时钟，显示距离香港回归还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多少分。

大家回顾一下你们看到或做过的研究，其研究冲动是否来自事件的独特、唯一性？一定都有过，只是范围不同。做的不是世界唯一的，就是国家唯一的；不是国家唯一的，就是本地唯一的；不是本地唯一的，就是班里唯一的；再不是班里唯一的，就是你自己历史上唯一的；不是你唯一的，就是你那一段时间里唯一的。

如此推下去，应该已经可以猜到了为什么不要追逐独特或唯一的东西。这跟我前面讲的科学研究目的是相悖的。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而不做其他题目？仅仅是个人爱好吗？不至于吧？你总归是想有所贡献了。这些贡献归纳起来有三种目的：首先你想把现象描述一下；第二、找到背后的原因，来解释现象；最后，也是你最想做到的，就是通过你的研究可以对将来发生的事情做出预测。任何独特或唯一的事件能不能预测将来？没法预测。因为既然是唯一的，将来就不大可能再发生的。北塞浦路斯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人承认的国家，那研究了有什么用？没有用。这跟刚才讲的不要追逐重大事件是一个道理，科学研究是为了发现或证明普遍规律。凡是离奇的，都是很难重复、没法预测的，是个别现象、而不是普遍规律，所以不值得追。

谭跃：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这种人就是因为喜欢重大事件、奇特现象，才来读新闻传播的。现在，越读越需要把自己原来的兴趣放弃掉。很痛苦。

祝建华：但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的这一点。你当然可以继续有这个兴趣，继续关心重大事件和离奇事件。你也可以去研究，但你研究的不是这个事件本身，而是研究事件背后所反映的规律。

这里还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世界经济导报》。我在念本科生的时候在《导报》实习过，比较了解其创办过程和初期的主要人事。以后读到不少研究《导报》的论文，其中有我的同学、朋友和不熟悉的人所写的。看完之后，我总给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说《导报》怎么奇特，为什么中国只有这一份《导报》？如果不能推广，为什么又能够存在8年？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做事总是一哄而起，只要有一个东西脱颖而出，马上就有很多人跟风。我们不缺这种例子。曾有一位博士研究生告诉我，他的论文就是研究媒体企业经营管理中怎么防扩散（商业保密）。因为我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模仿，什么东西一出来，立刻可以克隆一个，我们的克隆技术是世界一流。那为什么没有人克隆《导报》？说明它一定是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它又能延续8年。这不是很奇怪吗？是什么原因？有一位做过《导报》研究的朋友问我，你对此有什么解释？我当然有，但觉得不值得研究，因为太特殊，没有普遍意义。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前一阵子我看到一本书，是写《中国计算机世界》的。我想从中找到能回答我当时有关《导报》一样的问题：《中国计算机世界》是中国唯一的一家由中宣部批准的中外合资的媒体，为什么这种现象没有人跟？这种事情谁都想做啊，港澳台、海外很多媒体都愿意进中国合作，为什么做不成？第二，为什么既然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既没有扩大，也没有克隆，也没有消失，永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计算机世界》存在已经有20年的历史，比《导报》的年份跨度更长。那本书提供了一些线索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认为根本没有写透。可能他们的角度跟我不同。他们想讲的就是一个奇特的故事。我想问的是：如果你在中国能够奇特20年，这本身是一个问题。不一定是你这个报社的问题，这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谭跃：你的意思是，不是不可以研究独特现象。但在研究时，着眼点绝对不要放在它的奇特性上，因为这是不可以重复的。所以没有价值。而是要研究这个独特现象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没有别人能模仿？

祝建华：对。通过独特现象的为何无法普及而找出社会的普遍规律。

陷阱三：追逐突发事件

谭跃：很多传播学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突发的，需要当事人的纪录，为什么您认为我们不要追突发事件呢？例如Bernard Berelson，就是抓住一次费城报纸从业人员总罢工的机会，观察人们离开报纸后不适应的现象。

祝建华：为什么不要追突发事件？其实这个道理跟刚才前面讲的不要追重大事件、独特事件的道理是一样的。其实这三类事件，合起来就是新闻事件的基本特点：重大、奇特、突发。为了叙述方便，把它们分开讲，但其中的根本问题是一样。突发事件，因为发生得太快，你都很难判断这是历史长河中一朵小浪花、过眼云烟，还是一个反映事物本质的转折点。如果贴的太紧，很可能被初期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同时，你还来不及收集独立的第一手资料，如果仅仅依靠媒体的报道（尤其在一面倒的信息环境中），就匆匆下结论，风险很大。现在流行“学术快速反映”一说，我不敢苟同。记者要快速反映事实，时事评论家要快速反应（注意与“反映”的根本区别），而学者则不能跟风，要保持一定距离，才可能做独立、深入的研究。

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莫过于最近有关非典型肺炎的研究。2003年2月10日前后，广州民间盛传非典消息、抢购板蓝根。当地媒体随即大规模“辟谣”，宣传“非典已得到控制”。2月23日，广州一家畅销报用了整整几个版面，总结媒体在此激战谣言中如何“维护社会稳定”、“逼近事实真相”的成就。很快，网上就有学者贴出好几篇论文，用“危机传播”等术语，认证谣言之危害和辟谣之必要。谁知4月20日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以后，局势急转。原来民间的谣言大半是真的、而媒体报道的“真相”却是误导，而且酿成大祸、贻害非浅。我猜想有关学者现在可能有点后悔那些言之过早的研究。

谭跃：这真是一个大起大落的极端例子。你主张不要跟风（既不要“快速反映”、也不要“快速反应”），但如果事后证明它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转折点，不研究它，就没有留下纪录，不是一个重大损失吗？

祝建华：一个突发事件出来后，如果记者不去报道、时评家不去分析、当然是失职，将来的历史上会有空白。但这不是科学研究的任务，理论的发展不会因此而有什么空白或损失。如果这个突发事件确实开创了一个新阶段，事后的正常发展规律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

谭跃：如果我要做的是时间序列研究，不紧跟事件发展，以后就追不回这个时间点了。

祝建华：这会是一个问题。如果你去追了，但是事后证明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根本不起眼的一件事情，浪费精力了。所以这是选题中的一个风险，没有任何人可以事先知道当时的做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当然你的研究经验越多、你考虑的理论问题越详尽，你成功的概率可能更高一点。但是没法100%有把握的。

我劝大家不要追突发事件还有一层意思：世界万物天天在变化，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现，突发事件永远也追不完的。如果你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资源，象钓鱼一样，你不知道河里什么地方可以钓到鱼，但在所有的地方都布下鱼竿，总会钓到一条。但是你实际上是没有倒处下鱼竿、撒网的奢侈条件，你只能选择一个成功率高的研究。那么就不要追突发事件，而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个时间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平静下来了，你看得出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那如果每一样去追的话，你也追不过来。追完以后回头看看，就感觉不过如此。

谭跃：那你如何评价“新闻扩散”研究？这种研究专门追踪突发事件，在大众传播学发展史上有过重大贡献。

祝建华：好问题！你如果不问，我也准备把它拿出来讨论。是的，新闻扩散研究，自1963年研究肯尼迪被刺事件而形成了大众传播学中的一个传统项目。但是，做此类研究的学者们并非专注突发事件，而是将突发事件中的传播方式、渠道、速度与非突发事件相比较，从而发现了J－曲线理论（参见McQuail and Windahl, 1993，或祝建华、武伟1997年中译版），其要点是重大事件与琐碎小事主要是通过人际渠道传播的，大众传媒只是在重要性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事件显示其作用。由此可见，新闻扩散研究并非为突发事件而研究、而是将其作为发展新闻传播理论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事实上，新闻扩散研究在方法上是有充分准备的。采用的是所谓“救火队”式的设计，事先已准备好问卷、调查样本、调查员等，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一旦有突发事件出来，几小时之内就开始调查。这与我前面批评的事后匆匆上阵、完全依赖于媒体公开报道式的研究，实在很不一样。

最后，如果你去检索一下文献，就会发现尽管世界上突发事件层出不穷、但新闻扩散研究在最近10多年内并不活跃。Marvin DeFleur早在其回顾有关研究的文章中已预见到 ，由于我们已大体知道新闻扩散的规律，此类研究将日渐衰微。这也说明了为什么911事件这么大的突发事件发生后，专做新闻扩散研究的那些专家们并没有开动他们的“救火队”。而其他不少人抢着做，却毫无建树。他们大概从来没有看过DeFleur的文章。总之，新闻扩散研究的兴衰史，在于说明不要追逐突发事件。

陷阱四：追逐新名词

谭跃：研究不是要有创新？既然要创新，就要引入新概念、新名词。但为什么你认为不要追新名词呢？

祝建华：我们作为“新闻爱好者”，不光喜欢追新事件，还喜欢追新名词。这也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误区或陷阱。为什么不要追新名词？这跟我们平时所讲的“新瓶里装的是什么酒”有关系。新名词里面到底装的是陈年老酒、还是名副其实的新酒？我这里讲的“酒”，是指概念。名词不等于概念。这话在语法上好像有问题、但在学术研究中是正确的。概念指的是理论概念。概念一定是个名词，但反过来并不成立。很多名词并不具备成为理论概念的基本要求。

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不在这里讨论什么是概念、什么是名词，而是集中讨论对概念（尤其是旧概念）的包装（即命名）问题。按照我所信奉的经典科学定义（因此不少人认为我的学风是比较传统、保守的，甚至说我僵化、顽固都可以，我都承认，以后有机会专门讲讲为什么科学是保守的道理），如果你所研究的概念是已经存在的“旧酒”，我是坚决反对再给它包装一下、重新上市的。如果旧有的概念就经存在了，特别是那种已经很流行、很出名、有很大影响的概念，或者是一目了然、人人皆知的概念，绝对没有必要去包装一下，换个新名词。为何不沿用原来的名词呢？因为概念的用处主要是为了沟通，使大家都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你包装一个新的名词，除了引起混乱以外，没有带来新意义、新贡献。当然了说得尖锐、挖苦一点，是将别人的旧酒包装一下，占为己有，好像看上去有创意、有贡献。

谭跃：旧概念、旧名词，讲来讲去有50年，还有什么创意？

祝建华：其实这是对什么是真正的“创新”的一种误解。我是几家比较重要的国际期刊的编委，我们每年都要审阅很多投稿。编委们绝对不会因为你研究的概念太陈旧（比如说Charles Hovland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来拒绝你的论文，反而会觉得你的贡献大。为什么？首先因为旧概念的效度（或叫有效性，validity）和信度（或叫可靠性，reliability）均已被充分验证。其次，如果你对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引用的旧概念做出进一步的发展的话，证明你的贡献更大。相反，越是新的概念，我们越会怀疑，你这新瓶里面装的到底是新酒还是旧酒（往往是后者而已）。所以旧酒用旧瓶来装没有什么不好，用新瓶去包装一定是不提倡的。

谭跃：照你这么说来，新瓶装旧酒不足取。但是，什么才能被称为是新酒（即新概念）呢？如何区分新、旧概念？

祝建华：第一步是比较两者的操作化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为什么有些名词不能成为概念呢？因为概念必须是可以被定义的、可以被测量的、可以被证伪的。名词不一定的。比如说举一个现在非常热的名词：全球化。在中国参加WTO以后更热。什么叫全球化？在海外已经有很多定义。很多概念与以前讲的一些概念已经有重复的了。比如，全球化和媒体的商业化，后者是意识形态的商业化，在很多地方讲的就是一回事。例如国际化、交流等等。国际化怎么测量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再比如国内学术界非常热门的“媒体产业化”，我至今没有见到一个有关的操作化定义。我想如果真正给出其操作定义来的话，那么，产业化与媒体市场化、商业化可能就是一回事。顺便说一下，市场化（marketization）、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都是从英文中的对应概念翻译过来的。产业化的英文是什么？

谭跃：英文中没有，我们就不可以创造了吗？

祝建华：可以。问题是，媒体市场化不会是中国特色吧？人家商业化媒体搞了200多年，从一开始就是公司体制，媒体兼并、资金运作等也搞了几十年，还没有觉得有必要再发明一个产业化的概念出来。再如，最近在网上看到有关“传播禁止论”的讨论 。有人查遍了各种汉语词典辞书，发现从未有人用过这种说法。然而，其描述的无法是“信息控制”或“新闻管制”而已。因此，如果你想创造一个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概念，则要十万分的小心。

谭跃：你刚才说，比较操作化定义是区分新、旧概念之的第一步，还有第二、第三步吗？

祝建华：为了不把问题搞得太复杂，我将其余的归入第二步：实证检验概念之间的互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可惜的是，互斥效度不光在国内学术界内很少有人谈道，就是在海外的大众传播学内也不常谈。其实这是造成新瓶装旧酒的一个原因。

谭跃：什么是概念的互斥效度？

祝建华：任何人提出一个概念时，总想证明自己这个概念是有效的。我们通常用来检验概念效度的准则有表面有效性（face validity）、相关有效性（criterion validity）、预测有效性（predictive validity）等等。这些都是用来证明我这个概念是存在的（概念只有存在与否，没有正确与否）。概念互斥效度，则是用来证明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具体说来，是通过与其他可能相关的概念之间的差别、或者重合程度来检验这个概念的独立性。任何新概念，一定要在这个检验中合格，才能被确认是一瓶新酒。

这是我的研究生们人人看到都头痛的一件事。如大家一样，他们都想做新题目、有新贡献，于是就千方百计找新概念。我对他们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有互斥效度吗？比如说，有一学生要研究政治成熟度（political sophistication）。这个概念不是他发明的，已经有很多人用过了。他引用了很多前人的研究，来证明这个概念是存在的。我告诉他，你还漏了最后一步、就是要讨论这个概念和一些类似、相关概念（例如政治意识、政治参与程度、政治知识程度）等等的区别，比如，成熟度是认知层面的概念、而参与程度是行为层面；再如，与知识程度有什么区别、跟政治信念、意识形态等有什么区别，都要一一讲清。不仅要在概念上划清界限，更要有实证数据。在推出一个新概念时，要同时将其他的相关概念都测量一遍，然后算出各概念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你的新概念可以与其他的相关概念有点关系（如果毫无关系，新概念在相关效度上会有点问题），但是相关程度不能很高，如果超过0.4到0.5，你的概念的独立性就有问题了。

谭跃：我为什么很少看到实证研究中有人报告这种检验结果？

祝建华：原因很简单，需要在一个研究中同时测量许多可能有关的概念，太费时、太昂贵。每年大众传播学几个国际协会的年会上，总会有不少新的理论、新的概念冒出来。绝大部分都漏作了这一步，就是证明你的观点概念和其他概念的互斥的程度。所以，很少有这类论文最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出来。

谭跃：因为过不了像你这样的老派把关人的关。

祝建华：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将注意力放在追新名词上，而是放在完善旧概念的测量和验证旧概念之间的关系（事实其中很多是从未被验证的新关系）上。当然，创立真正的新概念，贡献更大，但是往往需要一个系列的研究，先建立概念的测量工具、接着检验其效度（尤其是互斥效度）、再做可靠性检验、最后放入理论假设中检验新关系。无法一步到位。你不但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要有必要的资源。

谭跃    2003年5月谈于香港城市大学

（完）

博主按：

把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传播学院列入07新闻论文参考题目，因其近两年的一些行动，让我们感到些许新气息，研究一下何妨。

初畇畇要考研，还想写好论文，有点纠结。最后论文选了这个题目，考研也报考了汕大。一直没问她考汕大，是不是和我的“忽悠”有关。

结果是考研失利，论文成功。

“人生重要的是经历”，已是烟台报社记者的初同学，这样告诉我。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论文体会

初畇畇

从学年论文的开始到毕业论文的结束，这个过程是艰辛的，就像张建军老师说的都是眼泪、又都是收获。

收获很多，首先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其优点与不足有了充分了解，这个过程坚定了我考研的信心。其次，论文中用到了很多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从曾经课堂上的懵懵懂懂到实际中的灵活运用，在我的亲身实践中真正的学习到并掌握了。第三，通过一篇简单的论文我认识了很多人，如长江新闻学院院长陈婉莹、副院长范东升、学生韦文毅等。两位院长于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及时回复我的邮件，认真对待我提出的每个问题，虽然不是受宠若惊，但也是感激不尽的。新认识的那些学生，像韦文毅、方泽仪、苗雨露、拾叁等人，虽然我们都是通过网络联系的，但是他们却像朋友一样帮助我，给我出谋划策，特别是在我做调查的过程中，他们帮我修改问卷、联系更多人参与，并在交谈过程中告诉我学院的真实、具体情况，让我虽然没有亲身前往学院，却对很多事情有更深刻的了解与把握。

当然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难，在张老师（军哥）的严格要求下，我不断的遭到批评，不断被打击，又不断地被激励。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有问卷调查和采访的环节，需要草拟调查问卷和采访提纲。每次我精心设计、反复修改无数次的问卷和采访提纲拿到军哥面前，都会被批评的体无完肤，几乎是从军哥看的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错误，都是不足，都是无逻辑，都是浆糊，都是批评，都是需要改的。我清楚的记得有一次见面中，看我的采访提纲之前，军哥有说有笑甚至是眉飞色舞，可是自从看到我材料的第一眼，态度就转了一百八十度，表情特别严肃，神情低落甚至是失望，让我一度很内疚，自责为什么不能提前考虑到这些问题。于是我就很害怕跟军哥会面谈论文，因为每次我都会被批评。在越挫越勇之后终于将论文呈现，也感谢军哥一如既往的严格要求和认真负责。这些过程都是美好的回忆，我相信若干年后回忆起来我还能想起曾经的痛苦与欢笑，这是一笔财富。

另外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有种担心，对于新闻教育，我只是以一个学生的视角看，我并不太了解新闻教育的其他视角的观点。我害怕别人说，一个还没出校门的学生怎么敢对新闻教育这么大的课题品头论足。尽管现在这种想法还没消除，但是希望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另一个疑问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写的越多越发现像是在给这个学校做宣传，并且论文中没有写到任何跟新闻学或是传播学理论有关的东西，这种疑问一直缠绕着我，让我有换选题的冲动。后来在阅读了各种新闻学专著以后发现新闻教育其实是新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担心也就释怀了。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样本数量太少，我所拥有的学生资源仅仅是微博、人人网、部分邮件联系人，虽然也通过范院长的微博征集到其他人填写问卷，但是参与度还是不太高，在将调查数据运用到论文的过程中我自己都觉得样本太少，不具有说服力。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决定亲身前往汕大做调查，并面访陈婉莹院长。但是陈院长临时回香港，加上其他事情的耽搁，不得已我将已经买好的车票退掉，没有亲身前往汕大，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当然采访过程也是曲折的，对范院长的采访过程很顺利。我是10月份通过各种渠道找到陈婉莹院长邮箱的，在邮件交流过程中，陈院长一直是用英文回复我，这让我很焦虑，生怕面访时陈院长也用英文跟我对话，以我的英语水平肯定很难应付。跟陈院长约访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陈院长在汕头、香港等地任职，最近又在南非出差，行程忙碌不定，多次约访都失败。整个过程经历了网络Skype聊、面访、邮件采访、等待、网络Skype等曲折反复，几乎将我的信心消耗殆尽，但在军哥的鼓励下，我还依然坚持等待着。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了记者的艰辛，并学会了为人处世的一些技巧。

如果重新来过，我想我会好好安排时间，提前做好调查和采访工作，为论文写作早点准备材料，而不是将这些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另外，在采访过程中，如果被采访人拒绝面访、拒绝Skype，只同意邮件采访时，要合理安排采访问题，不能将所有问题一股脑都发过去，被采访对象会以问题多没时间回答为由而再次拒绝。而应该分部分发问题，让被采访人回答某几个问题后再追加其他采访。在我的忙碌过程中，其他组同学曾经善意的给过我质疑，为了一个小小的论文至于费劲精力做调查、做采访甚至要大老远的去汕头吗？我想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不但要做这些事，而且要做的更好。因为我交出的论文所用的材料大部分都是我的一手材料，我敢说我的论文所提供的材料具有说服力，因为每个环节都是我自己亲自在做，没有掺假，也不可能掺假。也建议下届人，不要仅仅使用一种文献参考法写论文，那种纯理论研究既不容易获得突破，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创新与收获。虽然整个过程中张老师的要求很多，也很严格，但是这恰好证明了严师出高徒，希望我的论文成品能得到张老师及各位新闻教育人士的肯定，也希望各位看官能从我的写作中获得一点点收获。

1.盲人互联网使用研究

2.艾末末新媒介使用研究

3.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研究

4.农村互联网使用研究

5.翟明磊研究

6.多背一公斤研究

7.Dell社会化网络营销研究

以上题目均以小切口进入。大家有信心，希望有好成果。

张敦颖：《平面媒体新浪微博应用研究》论文的收获及致谢

博主按：@暖花溪 同学写论文那叫一个投入啊，生生把自己给写成微博控，连她爹都发微博记录女儿的论文写的有多么投入。付出总有回报，论文为优秀！

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是同一个课题，但是相比之下，在做毕业论文的时候，花费了比之前学年论文多得多的精力和努力。不得不承认学年论文有些草草收场的样子，而在毕业论文时候，确实是想给自己的大学四年一个完满的结局，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交代，希望能够认真完成。

（一）论文收获

关于论文撰写的收获，我想必须要首先说说我当初从选题到导师选择，希望让张建军老师作为论文导师带我的缘故，之前张老师教授过我们传播学概论和社会研究方法的课程，了解张老师的风格注重实践，而作为广播电视方向的我更喜欢通过实践和自我寻求的探究去研究课题，并且觉得跟着张老师做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和探索，不仅可以较为优秀地完成论文，还真正接触到新闻领域，真正学到一些东西，是几年新闻学习的实践验证和真实体会积累的良好机会。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论文调研和撰写过程中，我受益匪浅。

1.由于论文涉及微博，所以在新浪微博注册使用较早，接触时间长，每日关注时间多，用张老师的话就是，用实验法把自己给“实验”了，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微博控”。但是与此同时，就对新浪微博乃至其他各网站的微博都有了较为熟悉的掌握，并且，由于关注频繁，时事都能在微博上第一时间获取资讯和进展，对关注话题及最新资讯有了比较即时的获取能力。

2.通过新浪微博认识了很多媒体人士，并参与了一些线下的交流活动，扩展了人脉，并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有所启发和帮助。

3.论文实践过程中，充分运用内容分析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不仅熟悉了使用方式，学习了很多新的统计和制作图表的软件，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拿到自己的独家第一手资料是非常有实际意义，非常有成就感的。并且通过采访的过程，和这些媒体负责人建立起一个联络桥梁，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仍可以请教或者互相交流。而自主联络和采访都极大考验和提高了自身新闻方面的修养和实践能力，并对研究课题有重大支持和影响。

4.收获不仅仅是获取到直接的好处，更重要的是发现间接的问题。通过论文的撰写，不仅对我个人的行为习惯、学习程度、能力判断等方面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且发现了自身的各种不足之处，而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发现问题、面对状况、解决困境的过程。

（二）致谢

我需要在论文的最后做一次正式的致谢以表敬意。感谢所有帮我填写并转发受众调查问卷的人们，是你们每一个人的几分钟，才让我得到真实有效的数据，才让我收到可以反馈给媒体的受众需求；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媒体人士、评论员和高校新闻系教授，有了你们对于自身媒体及其微博现状的详细介绍，有了你们权威意见的阐述以及关于课题的专业理解，才有我的访谈录，才有我的课题研究的权威依据；感谢新浪微博的IT应用研发人员@檀木幻想给予的技术支持，让我的内容分析的统计更科学便捷；最后，郑重地感谢我们组的导师张建军老师。由于论文工作量大，战线也长以及个人严重的拖延症导致进度一度滞留，我自己的动力也磨得有些烦躁，但是张老师经常主动用电话、E-mail、飞信和面谈的方式提供给我们意见并且给予鼓励和督促，并且经常利用聚餐的轻松气氛下，将论文小组成员召集进行集体讨论和头脑风暴，让我们的激情复燃；面对工程量大的问题，张老师都会在课题研究需要、时间安排和我的个人承受能力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并给予我们指点和帮助；在联络媒体人士方面，鼓励我积极地联系，指导联络的名单制定和审核采访提纲，并提供了部分联系方式，因为这样才有了深访的具体成果；对于每一次邮件的提问和上交论文修改情况，张老师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仔细审核批改，从论文大纲、摘要、问卷调查表的制作修改，到内容具体化、语言用法、逻辑整合，看着word上一次次布满蓝色的批注，心中就有无限的感动崇敬和愧疚，督促我需要更努力更高效更认真地去做好这篇论文。唯一能够报答和致谢的方式就是写出一篇完整的、有意义的论文，以此感谢悉心指导和真诚帮助张建军老师及在论文中帮助过我批评过我的所有人。

二、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办法

1.内容分析工作量庞大，实施起来繁琐麻烦。后期统计整合、制作编码表、制作图表需要时间长，并且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解决方法：缩小研究对象范围，从10个平面媒体到4个平面媒体，只选取有代表性的；缩小单位抽样，从抽样间隔5天延长到每10到15天；集中一段时间内专门做内容分析，短时间内将各项编码号背下，可以快速统计；主动联系新浪微博的技术人员，表达来意后，请求其提供技术支持，运用第三方软件对内容分析里面部分指标进行统计；由于统计整合在EXCEL表格中无法全部实施，需要人工统计，在表后做好清晰标记；制作编码表和制作图表用专业的SPSS和SwiffChart软件，结果专业、简便又美观。

2.问卷网上的受众问卷调查表填写人数极少，得不到有效的数字，并且多数来自于我自己的同学，全面性得到质疑，同时问卷调查结果无法下载。

解决方法：通过微博的多次宣传与介绍，@各界名人、媒体人士、同学朋友，并且私信他们介绍自己是谁，在做什么研究，希望其帮忙填写并转发，收效非常明显。问卷网付费之后即可下载问卷调查整合后的结果图表。

3.深访无人回复。

解决方法：检讨自身的采访提纲和介绍方式并修改，直截了当地介绍自己的来历，做的研究课题是什么，需要问什么问题，将提纲发出并致谢；重新制定采访目标名单，大批撒网，如若没有回复，立即转变方向继续下一波私信、评论、邮件等方式的采访请求；可以从社长、主编等负责人入手，首先他们比较有权威性，再者可以让他们给安排人进行采访和回复。注意礼貌。

4.文献资料过多，不好整合利用。

解决方法：在初期搜集资料和撰写过程中寻找理论支持的过程中，不要太多的文献，一来没有时间仔细研究，没法很好的整合，二来容易混淆自己的逻辑思维，反而得不偿失，用适当的文献资料，有选择性地抉择最权威的、对课题研究最有用的。做到精而不滥。

5.时间不够，跟不上进度

及时修改计划，简化繁琐的不必要的统计过程，在撰写的文字上做到精简，速度上不要拖拉，高效完成；在一系列人工统计的过程要抓住技巧，切不可一意孤行去傻做；遇到问题随时联系导师，经常沟通，形成良好的互动，让导师给予帮助和指导意见；

三、如果重来做，会在哪些方面改进

说实话，这个过程是又快乐又痛苦，对导师也是又爱又恨的，因为论文的收获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但是经常通宵熬夜赶进度以及采访和计划的紧张感也是很难受的。但是如果重新做一次论文，还会选择张建军老师作为导师，还是会选择实践性强的课题，虽然在内容分析、统计编码、采访、问卷宣传等过程中非常繁琐和辛苦，但是确实像老师所说，当做完的时候，成就感和怀念感就会油然而生，就会明白为自己想做好的事情努力过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具体到如何改进论文撰写过程中的细节。首先在态度上就需要更加端正，安排好时间，并且严格按照计划中的时间安排完成任务，不要到最后在拼死拼活地赶进度，不仅没有质量，而且给老师和自己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其次，与导师有良好的沟通，这次论文做内容分析时，工作量非常大，并且有些遗留问题一直没有沟通，知道后期跟老师沟通才发现有可以变通的方法，因此跟老师及时的沟通和交流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再者，受众使用情况调查问卷的覆盖率还是很低，应该更多元化地去宣传，号召更多的受众来填写，提高其科学性和有效性；第四，深访聊的还太浅显，不够具体化，这次大部分属于邮件采访，只有两个是电话采访，一个微访谈采访，下次尽量能从线上采访转移到线下电话采访或者直接见面访谈，这样对有疑问的地方可以直接得到反馈不用等待邮件回复，同时还能跟受访者有个直接交流和互动的空间；最后，整合文字的逻辑性和文字精简的把控能力希望在下一次的撰写中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四、给学弟学妹撰写论文时的个人建议

（一）实践就是王道。当你们也要写这个论文的时候，想必也是要毕业了。主要看你们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什么。我就是想写好这文章，想为自己的大学留下最后一笔财富。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统计制作、联系采访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所带来的成就感，是那些在网上和图书馆搜罗并拼接出来的论文“组合家”们不可能体会到的快感。并且到指出的是，从中得到的收获不会是别人的，就是你自己的，而这些收获绝对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或是成绩上，更多的是专业能力的提升和你建立起的一些人脉。所以既然写了，时间也花了，何不做一件优秀的、对自己负责的作品呢？祝你们也能像我一样，为自己大学最后的礼物添上点睛之笔而不懈努力。相信所有的付出都会给予我们相应的回报。

（二）时间就是魔鬼。作为严重拖延症的我，受到了其可怕后果的折磨，不仅打乱了时间安排的计划，而且让导师十分辛苦和着急。但论文毕竟是自己的，如果因为时间问题影响到论文质量是非常不值得的。以致于最后天天通宵日夜颠倒赶进度，这样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不负责任的。由于除了论文以外还有自己别的事情需要做，所以从动员会结束后大家就该着手去做，切不可拖延，否则只会害人害己，到了期末各种考试和作业，如果来不及，拖到最后一定会抓狂，如果做不好还可能造成影响成绩，影响答辩，甚至影响毕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就不多说了，我就是深深地受害者，打算从此痛彻心扉改掉这个臭毛病。

（三）沟通就是良药。及时联系导师，有问题或者遇到瓶颈一定要跟导师多沟通，不要自己闷在小黑屋里瞎想，沟通和头脑风暴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快速有效。导师不仅能够在内容上给予专业意见，并且在论文实践实施方法中给予建议和帮助。和导师成为良师益友，随时随地沟通课题研究，让论文更有深度更有意义。

希望学弟学妹们认真对待自己的毕业论文，并祝愿大家都能够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成果。

冯媛《梅子的写食日记》博客研究 论文心得体会

博主按：@冯大发 同学，拖字诀十分了得，有时间发微博，告诉我没时间写论文，在微博现场“怒斥”，连哄带吓唬写完论文。还好，成绩也是优秀。大发好好看看梅子那个博客写得～～～

经过了这次的毕业论文，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互联网以及博客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同时学会了要全面的看问题，要由点及面的对问题进行扩展。这次的毕业论文是推翻了之前学年论文，重新设立的选题，对此我也犹豫了很久，这个决定需要我付出更大的努力，并且时间紧迫，只有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是老师帮我坚定了信念，此次写作自始至终倾注了老师更多的悉心指导和真诚帮助。

本次论文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庞大的数据量和对博主的采访，此博客拥有大量的博文，如果都仔细看过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选择分块选典型的方法，研究类似内容中相对特殊的几篇，例如点击率特别高的或特别低的，进行比较发现问题。其次就是对博主的采访，由于博主身在美国，与我们的时差这就成了采访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于是我们通过商讨决定在北京时间下午3点之后，也就是美国时间晚上11点之后进行采访。另外博主有一个儿子，她需要照顾儿子，所以只能在儿子睡觉后接受我们的采访，于是我们把采访方式从语音采访变为了QQ线上访谈。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梅子接受了在QQ讨论组上进行的我、张建军老师和她三人共同的访问，那么晚了还耐心的接受我们的访问，为本论文提供大量的资料和解答了诸多疑问，对论文的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为了调查梅子与线上好友的交流，也给梅子博客上的好友发送了邮件，许多人都积极地响应进行了回复，在这里也感谢帮我做调查的这些博客好友。

如果让我重新进行一次论文的写作，我觉得我首先要改掉的就是拖拉这个毛病，论文的资料搜集工作要提早下手，我通过这次论文还发现自己在采访方面有许多不足，如果还有时间希望能对梅子的博客好友一一进行深入采访，一定能有更多的收获。另外，这次仅仅对梅子的博客进行了深入研究，她的论坛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希望能有时间仔细研究。

我们07届的论文写作将告一段落，希望08届的同学们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题目研究，及早入手搜集资料，搜集资料阶段一定要保存好资料，不要等到写作阶段再进行二次寻找浪费精力，而且由于网上资料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要及时保存。这大概是我们许多人学生生涯中交的最后一次作业，希望每个人都付出最大的努力，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卷。

1，世界上共有5 651种语言（1979年数据）。

2，70%的语言没有文字。

3，世界上96%的人口说着4%的语言，剩下4%说着其余96%的语言。

4，有51种语言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会讲。

5，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标准汉语，第2为英语，第3为印地语，由于印度雷人的人口增长速度，印度语有望在2050年之前超过英语。
6，世界上母语人数最多的语言是标准汉语，第2为印地语，第3为西班牙语，英语列第4。

7，联合国规定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是：汉、英、法、西、俄、阿。

8，世界上最大的方言是汉语吴方言（吴侬软语），使用人数接近法语，超过韩语和意大利语（吴方言包括上海话和江浙地区的大部分方言）。

9，德语是唯一规定所有名词首字母均须大写的语言。

10，科技、医学命名术语使用拉丁语，音乐术语统一使用意大利语。

11，澳大利亚有200多种土著语言，全都没有文字。

12，泰语有47个代词，表示“我”的代词有17个，“你”有19个。

13，对于日语属于哪个语系仍有争议，有的学者把它单独归为日语系。

14，中国至少有80种语言。

15，近一半中国人不会说普通话。

16，对于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学习汉语比学习法语或西班牙语难4倍。

17，曝光率最高的汉字是“的”，平均每24个字就蹦出来一次。

18，人缘最好的汉字是“子”，可以构词668个。

19，“摩登”不是外来词，摩登和modern发音、意义相同，纯属巧合。

20，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日耳曼语支，后者还包括德语、荷兰语、弗莱芒语等。

21，学习英语的人数远远超过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

22，中式英语(Chinglish)已成为英语的一个重要分支。

23，美国有1/7的人在家里不说英语。

24，纽约有30%的人说西班牙语。

25，英语是词汇量最大的语言，新东方国外部的柏之菁老师认识两万六千个单词，不到全部词汇的1/20。

26，英语80%的单词是外来词。

27，robot在南非英语中指“红绿灯”，英文中是指“机器人”。

28，pants在美国是长裤，在英国是内裤。

29，terrific的一个意思是“极好的”，另一个意思是“极坏的”。

30，美国规定电视节目中不能使用的4个单词：shit（屎）, fuck（操，性交；杂种）, cont（女性阴部；性交；淫妇）, horny(淫荡的)。

31，只用右手能打出的最长单词是phyllophyllin，只用左手能打出的最长单词是aftercataaracts，tesseradecades和tetrastearates。

32，bid有一条垂直的对称轴，全部大写时(BID)有一条水平的对称轴。

33，最长的全元音单词是uoiauai，最长的全辅音单词是twyndyllyngs。

34，honorificabilitudinitatibus是最长的元音-辅音相间的单词。

35，最短的包含全部元音的单词是eunoia。

36，最长的只包含一种元音的单词是chrononhotonthologos。

37，dormitory字母重新组合以后可以拼出dirty room。

38，最长的英语单词?一般普通词典收录的最长单词是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coniosis（一种疾病），新西兰的一座山叫Taumatawhakatangihangakoauauotamateaturipukakapikimaungahoronukupokaiwhenuakitanatahul，目前已知的最大的蛋白质叫Methionylthreonylthreonyl…isoleucine（189819个字母）。

39，Aoccdrnig to a rscheearch at Cmabrigde Uinervtisy, it deosn’t mttaer in waht oredr the ltteers in a wrod are, the olny iprmoetnt tihng is taht the frist and lsat ltteer be at the rghit pclae. The rset can be a total mses and you can sitll raed it wouthit porbelm. Tihs is bcuseae the huamn mnid deos not raed ervey lteter by istlef, but the wrod as a wlohe. Amzanig!

40，中国开设外语语种最多的高等院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49种语言，它们是：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瑞典语、葡萄牙语、柬埔寨语、越南语、老挝语、缅甸语、泰国语、印尼语、马来语、僧伽罗语、土耳其语、朝鲜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阿尔巴尼亚语、芬兰语、乌克兰语、荷兰语、印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希伯来语、挪威语、冰岛语、丹麦语、希腊语、菲律宾语、斯洛文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爱尔兰语和马耳他语。

41，世界上最牛的语言狂是巴西人Ziad Fazah，21岁时已熟练掌握56种语言。

为什么说这是去哪儿的广告营销行为，不是真正的酒店行业评测？

把试睡员的照片和经过发布在媒体上，Ta们下次去酒店做评测很可能被特殊照顾。第三方评测最重要的是匿名，也就是所谓的“神秘顾客”，不能让被评测的商家识别出你是评测员。米其林美食指南这方面做得相当严谨，其老板接受BBC采访，未让记者进入其办公室，而是在办公楼的地下一层——公共空间交流，他认为办公室里会有让记者发现相关评测员的信息。

其实，现在的中国，比法国更需要公正权威的第三方评测机构，来应对目前的社会风险，不论是奶粉、大米、食用油还是旅游酒店等等。这个服务完全可以成就百年老店，媒介史上可以参考的是美国的消费者报告，另一个是法国的米其林美食指南。下面整理了“米其林指南”的资料。

要做消费者值得信赖的公正评测服务，应该由专业的组织，我认为是有专业知识、技术支持的行业媒体来做这样的媒体服务。

米其林美食指南原本是作为卖轮胎的赠品而诞生，专业、专注使其能够成为一本享誉全球的美食指南，历经百年长盛不衰。希望去哪儿也能够将酒店评测做成一个专业的产品，而不是各领风骚三五年的营销案例。

轮胎赠品成为美食圣经

没错！这本享誉全球，在餐饮业掌握绝对权威与真理，在饕者心中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红色册子，正式著名的米其林轮胎公司所出品的。

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充气轮胎的发明人米其林公司的创办人米其林兄弟，看好汽车旅行有发展的远景，如果汽车旅行越兴盛，他们的轮胎也能卖得越好，因此将地图、加油站、旅馆、汽车维修厂等等有助于汽车旅行的资讯集结起来，出版了《米其林指南》一书。在出版序言中，米其林写到“世纪之初出版这本书，他一定能够与世纪共存”。一百多年过去了，这本书发行超过了7亿本。第一本米其林指南印了三万五千本，全部免费赠阅。

1920年，米其林兄弟偶然间注意到他们费心制作的《米其林指南》被汽车修理厂员工用来垫桌角，意识到免费提供的书籍反而会被人视为没有价值的东西，此后指南取消免费提供。

1926年《米其林指南》开始将评价优良的旅馆特别以星号标示，1931年开始启用3个星级的评等系统。米其林公司为了维护评鉴的中立与公正，所派出的评鉴员都是乔装成普通顾客四处暗访，借此观察店家最真实的一面，《米其林指南》评鉴的权威性由是建立。

后来米其林 《红色指南》开始每年为法国的餐馆评定星级，并因此而著名。

米其林红色指南在每年三月第一个星期三出版。有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及国家版本。

米其林指南网络版，可以免费登录查询，GPS版本ViaMichelin Navigation 3 Europe等。

过去100年来统计数字来观察Red Guide旅游手册：
1. 平均每年23,000封读者投书讨论、感谢。
2. 每位全职评审每年旅游30,000公里
3. 介绍超过500种产品和服务项目
4. 销售70国35,000个经销书店
5. 7亿本Red Guide售出
6. 每年销售1800万本Red Guide
7. 116处同时出现在1900年版和2000年版
8. 1100万公里道路和各国费率介绍
9. 70,000个旅游点调查报告
10. 涵盖21个欧洲国家

权威源于原则

自1920年起，米其林不接受任何广告。极力保持其独立性，以确保调查的中立和可信性。

评鉴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派不同的人进行多次秘密测试。

评鉴员都是全职“以吃工作的人员”，以个人的方式吃遍各地的城市和乡村，一星期要吃十几次，每次至少点三道菜和一瓶酒，自己付帐，一家餐厅有时要吃好几次才能填写报告，如果报告指出的餐厅是不错的，总部就会另派几位评鉴员再次前往试吃观察，才有可能登上这本小册子。

为了避免评鉴员和餐厅有所不法的勾当，评鉴员每年都要轮调评鉴的区域，每位全职评审每年旅游30,000公里，介绍超过500种产品和服务项目。米其林评鉴员也并非以男主厨为主，现在就有16名女性评审在这个团队中。

红色《指南》自创立以来一直遵循的五项原则。

一是匿名造访。目前，共有70名“美食侦探”参与《指南》评定工作，每年大约在餐馆吃250顿饭，在酒店和旅馆住150个晚上，拜访800多个商户，写1100个报告。他们在匿名状态下造访餐厅和酒店，不会享受到特殊优待，要和普通顾客一样，提前预订座位、点菜、就餐和付账。

二是独立客观。餐厅和酒店的挑选以满足读者最大利益为唯一原则，由“美食侦探”和《指南》的编辑集体决定，不会向入选者收取任何费用。

三是精挑细选。《指南》是从不同舒适程度和价格等级中精心评选出来的最好的餐厅和酒店。星级的授予要经过集团特别会议决定，会议每年只开两次，主编、“美食侦探”和红色《指南》的总监均会出席。星级的授予要由所有人一致同意后才能决定。

四是标准一致。自1933年米其林给一星、二星和三星做出明确定义以来，评选标准从未改变。

五是每年更新。《指南》每年会修订所有实用信息、排名和星级评定，更新的信息多达几十万条，从而保证为读者提供最及时可靠的信息。

美食侦探是怎样工作的呢？

他会以普通食客的身份走进餐厅。首先注意到门面、紧跟而来的内部环境和装修的质量。他会阅读菜单，如果菜单很长，说明原料不很新鲜，有些说不定还是冰箱里的冷冻食品。如果相反，只有几样菜，说明厨师那天清晨刚刚去过市场选择原材料。

他还会看餐厅是否顾客盈门，其他人吃的饭菜是不是看起来很诱人。另外，他会留意等待上菜的时间、侍者的态度和专业程度。最重要的是对饭菜品质的把握，首先要评判的是原料的质量，还要考虑菜肴是如何烹饪的，味道及调味如何。

用餐后，他们要写一份两页纸的完整报告评价这次就餐，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不过不用担心美食侦探的个人倾向会影响客观性。每年，美食侦探、指南编辑和总监会开好几次会讨论星级评选工作。他们会共同决定是不是授予某个餐厅一颗或者更多颗星星。

每个美食侦探一年平均要吃240顿工作饭。吃240顿饭就要写240个报告。写一顿饭的报告大概要花费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所以并不是一份想象中那么轻松的工作。

看懂《米其林指南》

《米其林指南》对于餐厅的介绍，除了各种“符号”外，只列出地址、电话、主厨姓名、基本消费、两种当地著名的葡萄酒、三种招牌菜、每年餐厅休馆时间、以及接受信用卡的种类。直到2000年起才首次加入简单文字评语。

在《米其林指南》中，我们通常可以见到一下符号：

一般登记：

1. 叉匙：以餐厅的表现，给予一到五个叉匙符号。五个叉匙代表Luxury in the traditional style、四个叉匙代表Top class comfort、三个叉匙代表Very comfo rtable、二个叉匙代表Comfortable、一个叉匙代表Quite comfortable。如果这家餐厅的环境特别令人感到愉悦悠闲（Particularly pleasant establishments），前面的叉匙标志就会用红色来替代一般的黑色。

2. 人头标志：人头意指米其林推荐的道地小馆Bib Gourmand（Bib就是轮胎人的名字Bibendum），提供不错的食物和适当的价格。( Good food at moderate price. Under 25 □ outside Paris, Under 33 □ in Paris）

3. “两个铜板”的标志，称piecettes，就是小硬币之意，有此标志的餐厅表示提供不超过16欧元的简单餐饮（Establishment offering a simple menu for under 16 □）。

交叉的汤匙和叉子标志是在1931年设计出来表示餐厅的等级，后来才有星星做餐饮最高等级的标志。

星星等级：

星星和叉匙没有一定的关连性，且星星的重要性比叉勺更高。

一颗星(Very good Cooking)的餐厅：“值得停车一尝的好餐厅”;

两颗星(Excellent Cooking)的餐厅：“一流的厨艺，提供极佳的食物和美酒搭配，值得绕道前往，但价格不菲”；

三颗星(exceptional cuisine，worth the journey)的餐厅：“完美而登峰造极的厨艺，值得专程前往，可以享用手艺超绝的美食、精选的上佳佐餐酒、零缺点的服务和极雅致的用餐环境，但是要花一大笔钱”。

第一颗星的颁给标准以餐厅食物的品质来决定，多出来的星星则视餐厅服务的品质、装潢、餐桌摆设、食具的好坏、上菜的顺序，以及酒窖的大小和品质来决定。当餐厅获得一颗星之后，要投资相当可观的金钱在人员训练、摆设和各种酒藏等方面，才可能获得第二颗或第三颗星星。

法国成千上万的餐厅，在2005年入选三颗星的只有26家，可见难度之高，评鉴之严！星星除了颁给餐厅也颁给厨师。一颗星的厨师要决定是要停留在比较保险安全的一颗星等级，还是要冒险努力去获得第二颗星星。三颗星是许多厨师毕生奋斗的终极目标，这代表了厨艺的最高肯定，并且拥有三星可以吸引远道而来的娇客，还可以用米其林三星的名气赚取更多的收入。

获得一星的主厨只要维持既有的水准，这颗星通常可以一直保留。但是二星或三星主厨只要被发现一点疏忽就会被降等（delete），特别是被评鉴三星的主厨或餐厅，一定要经过好几年的观察（一到两颗星的餐厅每年要接受15次的重复评鉴，对三颗星餐厅的评鉴次数更多。仅有叉匙标志的餐厅，一年半到两年才会再评一次），年年维持在水准以上的表现，才有可能获得三颗星的评价。因此三颗星不但象征“绝对完美的美食”，更指“不会犯任何错误的主厨或餐厅”。

关于降级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名厨Alain Zick因他的餐厅从三星降二星而自杀，可见三星的荣耀是最大的肯定，也是最大的压力。

美食圣经的进化历程

创始期: 1900-1926
1900 – 米其林法国指南诞生
1904-1914 – 米其林开始出版其它国家旅游指南
1908 – 给驾车者提供服务
1910 – 出版1:200000比例的公路地图
1919 – 提供路线计划服务
1926 – 开始为餐馆评定星级以及出版区域指南
发展期：1946-1996
红色指南（欧洲） ：成为法国乃至欧洲的美食圣经。并为饭店评定等级。
绿色指南：主要是风景、历史、文化、饮食、交通等介绍。(法国, 欧洲及世界)
地图、 城市计划、地图册：非洲, 欧洲, 美国, 泰国
创新期：1996-2004
推出数字产品
1989 – “Minitel 3615” 路线服务在法国推出，继而扩展至欧洲
1996 – 电子导航系统
1997 – 推出旅游网站：http://www.michelintravel.com/
1999 – navigation 光盘, 路线计划
2000 – 互联网目录单, 免费的红色指南及光驱数字公路地图册
2001 – 在法国推出ViaMichelin网站，继而扩展到意大利, 西班牙, 英国……
为驾车者和广大的旅行者提供产品和服务；为商务或休闲旅行提供帮助，促进移动性；使旅行既方便又愉快！
2008年12月2日，Michelin出版的《米其林指南-香港澳门2009》正式推出，指南中英对照，约三百多页，附当地地图，收录共251间香港及澳门餐厅。香港占202间，当中包括169家餐厅及33间酒店；澳门则包括33间餐厅及16间酒店。
共有28间食肆获得一星或以上评分，大部份为酒店内食肆。但部份香港著名粤菜食肆，包括福临门、富临饭店及镛记均只获得一星评级。名单的评审标准及权威性被香港传媒及饮食界质疑。

参考资料：

米其林官方网站 http://www.michelin.com.cn/michelinpc_/michelinpc_/michelinpc_5

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E7%B1%B3%E5%85%B6%E6%9E%97%E6%8C%87%E5%8D%97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2753.htm

http://gofuntaiwan.net/columnpage/specol/michelin.asp

中国日报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0-04-22/content_200389_2.html

贝太厨房 http://www.douban.com/note/93143512/

（完）

刚折腾完06新闻的毕业论文，07新闻的学年论文开始。7人6题，希望有收获。

1. 新浪围脖研究（要找小切口）。

2. 英国驻华使馆网络媒介使用研究。

3. 2009年7月后新疆网民情况调查。两名新疆同学完成。

4.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新闻教育的新势力。

5.盛大文学研究（小切口）。

6. 好大夫网研究。

欢迎各位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