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给老师发电子邮件求助的正确姿势(2019版)

三月 16, 2019

站长按:经常收到学生的各种邮件,看着不少邮件哭笑不得,今天看到聂辉华的邮件指南,深以为然,其实不光是学生了,所有人写邮件都应该看看。
作者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第一,切忌写信不写名字。向老师求助学术问题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表明自己的身份、姓名是对老师最起码的尊重。学术问题不存在什么隐私,没有必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一些学生可能认为自己在邮件用户名中显示了姓名,但这是不正式的,而且收信人在邮件正文中不一定注意到。一些教师明确表示不会回复没有姓名的邮件,我也将不会再回复此类邮件。当然,来自网络的姓名通常无法查实,但这不是学生不尊重老师的理由。

   第二,切忌使用奇怪的用户名。很多电子邮件系统都有过滤功能,专门将一些看上去比较奇怪的用户名(如“爱吃方便面的鱼”)或昵称屏蔽,来自国外服务器的邮件系统尤其如此。因此,我有两个建议:第一,尽可能使用比较规范的用户名,例如自己姓名的拼音。一个叫“黎明”的学生,如果非要用“Dawn_Lee”来做用户名,口头表述时难道不嫌麻烦吗?第二,尽可能使用单位的邮箱(例如带edu后缀),特别是给外国教授写信时。因为单位的邮箱至少可以让对方证实自己单位的存在,尤其当单位为大学时。中国很多单位的邮箱都不太稳定,这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切忌正文没有内容。一些人给老师发邮件时,正文是空白的,只有附件,这非常不好。毕竟信件的主体是正文,不是作为附属的附件。发送附件时,一定要在正文里说明一下。还有一些人,将邮件的主要意思都写在标题里,搞得标题有好几行,都无法正常显示。这既不好看,也不规范。

第四,切忌没有称谓。中国文化里,对个人尊重意识不够。例如,很多行业无法表达对别人的称谓,只好一律用“老师”替代。连演员都互称老师,不管有没有师生之谊,这其实降低了老师的地位。学生给老师写信时,应该在正文开头就表明称谓,例如XX老师、XX教授,但尽量不要使用XX副教授、XX讲师的称谓。在欧美,教授系列的老师都可以简称为教授,不管是副教授还是助理教授。

第五,切忌同时给多个老师发信。有的学生为了省事,把一封邮件同时发给多个老师。显然,这样抄送的邮件不可能显示出对具体老师的称谓(所以我前面说称谓很重要)。这样不太尊重老师。老师的职责虽然是教书育人,但任何职责都有边界。每个老师都有一堆事情,老师不可能7*24小时免费为学生服务。为了对老师表示尊重,求职邮件应该针对每个老师的情况撰写。我甚至收到过发给别的老师的邮件,这要么是搞错了老师的名字,要么是抄送时没有来得及改称谓,总之显得很不尊重老师。

  第六,切忌提出不合分寸的要求。老师的时间都比较宝贵,因为学术研究对于时间的投入要求是没有上限的。学生不应该让老师去帮自己做一些学生、助理就可以做的事情,也不应该让不太熟悉或者未曾谋面的老师无条件地奉献自己重要的资源。这包括但不限于:(1)请教授帮自己查找论文;(2)频繁地让老师回答一些初级的技术问题;(3)无条件地要求老师提供自己的研究数据;(4)要求老师提供自己学位论文或著作的电子版;(5)希望老师提供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学习或研究建议;(6)多次让老师对自己的论文提供详细的评论或修改意见;(7)暗示老师关照自己的考试成绩或透露考试的内容;(8)索取不熟悉自己的教师的推荐信。

  第七,切忌废话太多。很多学生一开头就对老师一通赞扬,在我看来这没有必要。著名学者整天接受了太多的鲜花和掌声,对此已经麻木了。如果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敬意,建议一针见血、点到为止。

  第八,切忌问题太多。邮件毕竟只是一种简易的交流工具,不适合进行多个问题的学术讨论。很多学生求知心切,这可以理解,但是在一封电子邮件里提出五六个问题,这不太合适。

  第九,切忌泛泛而谈。如果咨询一个专业问题,应该将问题的上下文环境、假设说清楚。不能直接问这样的问题:请问科斯论文中“取消灯塔税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是什么意思?

  第十,切忌使用批评语言。如果对老师的文章或观点有异议,可以提供详细的论证或者相关的文章,但是最好不要以评论人的语言指责老师。这不是说不能批评自己的老师,而是因为在专业问题上,学生比老师更容易犯错误。

  关于写信的技巧肯定还有很多,上面这些建议未必适用于所有教师。时过境迁,一些规则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我希望大学生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一定要学会如何与人沟通,尤其是学会如何与长辈或领导沟通。就后一个方面而言,现在的学生受到的训练和指导实在是太有限了。

  (完)


潘忠党: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

九月 8, 2018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刘于思博士对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艺术系潘忠党教授的访谈。潘忠党教授“通过对‘新媒体’概念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上的反思,探寻新媒体研究的话语形构过程及其逻辑起点”,并以此对当前新媒体研究领域的学术生态提出反思与期待。题 记传播学界在研究对象上追逐热点的趋势由来已久。与“新媒体”这一概念建立关联,已成为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传播学科当中最为炙手可热的学术产出模式之一。然而,带有“新媒体”字样的成果在数量上的单纯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期待中该领域知识总量和理论贡献的直接上升:任何以“新”作为标签的学术生产潮流,都可能包含着权力结构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的内在话语逻辑,而这也意味着学者应当建立足够的理论自觉与自省,通过必要的自我约束,避免在多种权力的共同运作下继续制造虚假繁荣。

回溯传播技术的发展历程,几乎每一次关乎媒介形态与功能的重大变化,都伴随着各方声音对媒体“新”与“旧”的重新表达与话语争夺。在当前媒介平台与应用层出不穷的社会情境下,对“新媒体”作出界定是否仍有必要和可能?学术成果当中的“新媒体”又是由谁主导、因何界定的?接受这样的界定,对传播研究的学术自主有何后果?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我们访谈了潘忠党教授,希望通过对“新媒体”概念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上的反思,探寻新媒体研究的话语形构过程及其逻辑起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在这一领域如何提出“真问题”。

一、谁的“新媒体”?认知谬误与历史断裂

刘于思(以下简称“刘”):很多以“新媒体”为领域的学者会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取向上经历不断的反复与调整,甚至对何为“新媒体”产生自我怀疑。您认为造成这些困惑的根源可能有哪些?对于不同代际的学者而言,仅凭自己的生命体验来界定“新媒体”和提出研究问题会带来哪些后果?

潘忠党(以下简称“潘”):我认为,首先,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新媒体”。例如,互联网以及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移动社交媒体平台是当前一代人眼中的“新媒体”,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媒体”,但这些媒体在我们人生的后半段才出现。对我们这代人,在我们观念的形成阶段(formative stage)的“新媒体”是电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地引进电视是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在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历史在中国就是电视发展的历史,电视也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新媒体”。其次,我们通常会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当中感受到一些问题,再从中提炼出研究命题。但需要意识到,不同的生命体验通常对应着不同的历史时间点,也对应了不同的媒介技术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提出研究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潜在的危险:这样的思维和逻辑本身包含了一种潜在的认知谬误(cognitive fallacy),即“历史从我们一代人开始”的局限性。当我们标明某个“新媒体时代”时,我们很可能只是概括了自己的生活体验,认为历史的新阶段就此开始了。至少以不同媒体在美国得到全面采纳的年代来看,不同代际有各自的“新媒体”,而且新兴媒体的应用增添了可供人们使用的媒体形态,逐渐提升可选择的程度(Neuman,2010)。如图1所示,人类的历史远比传播学者所研究的媒体之历史久远,各种媒体的历史也往往比我们有限的生命要久远得多,而我们所称的“传统媒体”,虽然是传播学的理论知识生发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实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瞬间。将上述两种视角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聚焦某一“新媒体”的理论关注,往往抓住的是一个历史的瞬间,反映的是在自己身处时间点所得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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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的连锁信件实验

三月 29, 2018

1967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曾做过一个著名的连锁信件实验:

他将一封信件随机寄给了位于美国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州的160个人,信中印有千里之外波士顿的一名普通股票经纪人的名字,米尔格拉姆在信中要求收信人将这封信通过自己的朋友寄给收信人,结果大多数人只经过了五到六个步骤,这封信就最终到达了这个股票经纪人的手中。

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需要发邮件给随机选择的威奇托和奥马哈居民,让他们参与关于美国社会联系的研究。

信中有这项研究的简短介绍,除研究目的外,同时附有下面四步操作说明:

1.如何参与该研究 在表单的底部署上你的名字,以便收到信的下一个人知道信从哪里寄来。

2.寄明信片。将明信片填好后寄回哈佛大学。不需要贴邮票。明信片非常重要,当邮包逐步寄到目标人时,明信片让我们可以跟踪邮包的进度。

3.如果你本人认识目标人,请直接把这个邮包寄给他。只有当你以前见过目标人,并且互相认识时才能这样做。

4.如果你本人不认识目标人,不要试图直接联系他。你可以把邮包(明信片和所有东西)寄给你认识的一个人,而你认为这个人比你更可能认识目标人。你可以把邮包寄给你的一位朋友、亲戚或者熟人,但必须是你非常熟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