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大二 《广告史》 编辑了浩大的广告史上的今天工程，出了《广告史上的今天》公众号，工作琐碎，战斗力初次显现。
3.大三《新媒体传播》课，案例库作业持续提问，不断挖掘，战斗力与想象力的双重考验。
4.专业实践课和十多名同学做过文创，和8位同学写毕业论文。
很怀念和大家一起战斗过的四年，
挑战不可能，收获小确幸
16广告，不念过往，不惧未来，一路向前！
张建军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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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zhangtian
站长按：经常收到学生的各种邮件，看着不少邮件哭笑不得，今天看到聂辉华的邮件指南，深以为然，其实不光是学生了，所有人写邮件都应该看看。
作者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第一，切忌写信不写名字。向老师求助学术问题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表明自己的身份、姓名是对老师最起码的尊重。学术问题不存在什么隐私，没有必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一些学生可能认为自己在邮件用户名中显示了姓名，但这是不正式的，而且收信人在邮件正文中不一定注意到。一些教师明确表示不会回复没有姓名的邮件，我也将不会再回复此类邮件。当然，来自网络的姓名通常无法查实，但这不是学生不尊重老师的理由。
第二，切忌使用奇怪的用户名。很多电子邮件系统都有过滤功能，专门将一些看上去比较奇怪的用户名（如“爱吃方便面的鱼”）或昵称屏蔽，来自国外服务器的邮件系统尤其如此。因此，我有两个建议：第一，尽可能使用比较规范的用户名，例如自己姓名的拼音。一个叫“黎明”的学生，如果非要用“Dawn_Lee”来做用户名，口头表述时难道不嫌麻烦吗？第二，尽可能使用单位的邮箱（例如带edu后缀），特别是给外国教授写信时。因为单位的邮箱至少可以让对方证实自己单位的存在，尤其当单位为大学时。中国很多单位的邮箱都不太稳定，这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切忌正文没有内容。一些人给老师发邮件时，正文是空白的，只有附件，这非常不好。毕竟信件的主体是正文，不是作为附属的附件。发送附件时，一定要在正文里说明一下。还有一些人，将邮件的主要意思都写在标题里，搞得标题有好几行，都无法正常显示。这既不好看，也不规范。
第四，切忌没有称谓。中国文化里，对个人尊重意识不够。例如，很多行业无法表达对别人的称谓，只好一律用“老师”替代。连演员都互称老师，不管有没有师生之谊，这其实降低了老师的地位。学生给老师写信时，应该在正文开头就表明称谓，例如XX老师、XX教授，但尽量不要使用XX副教授、XX讲师的称谓。在欧美，教授系列的老师都可以简称为教授，不管是副教授还是助理教授。
第五，切忌同时给多个老师发信。有的学生为了省事，把一封邮件同时发给多个老师。显然，这样抄送的邮件不可能显示出对具体老师的称谓（所以我前面说称谓很重要）。这样不太尊重老师。老师的职责虽然是教书育人，但任何职责都有边界。每个老师都有一堆事情，老师不可能7*24小时免费为学生服务。为了对老师表示尊重，求职邮件应该针对每个老师的情况撰写。我甚至收到过发给别的老师的邮件，这要么是搞错了老师的名字，要么是抄送时没有来得及改称谓，总之显得很不尊重老师。
第六，切忌提出不合分寸的要求。老师的时间都比较宝贵，因为学术研究对于时间的投入要求是没有上限的。学生不应该让老师去帮自己做一些学生、助理就可以做的事情，也不应该让不太熟悉或者未曾谋面的老师无条件地奉献自己重要的资源。这包括但不限于：（1）请教授帮自己查找论文；（2）频繁地让老师回答一些初级的技术问题；（3）无条件地要求老师提供自己的研究数据；（4）要求老师提供自己学位论文或著作的电子版；（5）希望老师提供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学习或研究建议；（6）多次让老师对自己的论文提供详细的评论或修改意见；（7）暗示老师关照自己的考试成绩或透露考试的内容；（8）索取不熟悉自己的教师的推荐信。
第七，切忌废话太多。很多学生一开头就对老师一通赞扬，在我看来这没有必要。著名学者整天接受了太多的鲜花和掌声，对此已经麻木了。如果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敬意，建议一针见血、点到为止。
第八，切忌问题太多。邮件毕竟只是一种简易的交流工具，不适合进行多个问题的学术讨论。很多学生求知心切，这可以理解，但是在一封电子邮件里提出五六个问题，这不太合适。
第九，切忌泛泛而谈。如果咨询一个专业问题，应该将问题的上下文环境、假设说清楚。不能直接问这样的问题：请问科斯论文中“取消灯塔税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是什么意思？
第十，切忌使用批评语言。如果对老师的文章或观点有异议，可以提供详细的论证或者相关的文章，但是最好不要以评论人的语言指责老师。这不是说不能批评自己的老师，而是因为在专业问题上，学生比老师更容易犯错误。
关于写信的技巧肯定还有很多，上面这些建议未必适用于所有教师。时过境迁，一些规则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我希望大学生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一定要学会如何与人沟通，尤其是学会如何与长辈或领导沟通。就后一个方面而言，现在的学生受到的训练和指导实在是太有限了。
（完）
回溯传播技术的发展历程，几乎每一次关乎媒介形态与功能的重大变化，都伴随着各方声音对媒体“新”与“旧”的重新表达与话语争夺。在当前媒介平台与应用层出不穷的社会情境下，对“新媒体”作出界定是否仍有必要和可能？学术成果当中的“新媒体”又是由谁主导、因何界定的？接受这样的界定，对传播研究的学术自主有何后果？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我们访谈了潘忠党教授，希望通过对“新媒体”概念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上的反思，探寻新媒体研究的话语形构过程及其逻辑起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在这一领域如何提出“真问题”。
一、谁的“新媒体”？认知谬误与历史断裂
刘于思（以下简称“刘”）：很多以“新媒体”为领域的学者会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取向上经历不断的反复与调整，甚至对何为“新媒体”产生自我怀疑。您认为造成这些困惑的根源可能有哪些？对于不同代际的学者而言，仅凭自己的生命体验来界定“新媒体”和提出研究问题会带来哪些后果？
潘忠党（以下简称“潘”）：我认为，首先，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新媒体”。例如，互联网以及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移动社交媒体平台是当前一代人眼中的“新媒体”，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媒体”，但这些媒体在我们人生的后半段才出现。对我们这代人，在我们观念的形成阶段（formative stage）的“新媒体”是电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地引进电视是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在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历史在中国就是电视发展的历史，电视也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新媒体”。其次，我们通常会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当中感受到一些问题，再从中提炼出研究命题。但需要意识到，不同的生命体验通常对应着不同的历史时间点，也对应了不同的媒介技术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提出研究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潜在的危险：这样的思维和逻辑本身包含了一种潜在的认知谬误（cognitive fallacy），即“历史从我们一代人开始”的局限性。当我们标明某个“新媒体时代”时，我们很可能只是概括了自己的生活体验，认为历史的新阶段就此开始了。至少以不同媒体在美国得到全面采纳的年代来看，不同代际有各自的“新媒体”，而且新兴媒体的应用增添了可供人们使用的媒体形态，逐渐提升可选择的程度（Neuman，2010）。如图1所示，人类的历史远比传播学者所研究的媒体之历史久远，各种媒体的历史也往往比我们有限的生命要久远得多，而我们所称的“传统媒体”，虽然是传播学的理论知识生发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实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瞬间。将上述两种视角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聚焦某一“新媒体”的理论关注，往往抓住的是一个历史的瞬间，反映的是在自己身处时间点所得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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