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传播技术的发展历程，几乎每一次关乎媒介形态与功能的重大变化，都伴随着各方声音对媒体“新”与“旧”的重新表达与话语争夺。在当前媒介平台与应用层出不穷的社会情境下，对“新媒体”作出界定是否仍有必要和可能？学术成果当中的“新媒体”又是由谁主导、因何界定的？接受这样的界定，对传播研究的学术自主有何后果？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我们访谈了潘忠党教授，希望通过对“新媒体”概念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上的反思，探寻新媒体研究的话语形构过程及其逻辑起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在这一领域如何提出“真问题”。

一、谁的“新媒体”？认知谬误与历史断裂

刘于思（以下简称“刘”）：很多以“新媒体”为领域的学者会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取向上经历不断的反复与调整，甚至对何为“新媒体”产生自我怀疑。您认为造成这些困惑的根源可能有哪些？对于不同代际的学者而言，仅凭自己的生命体验来界定“新媒体”和提出研究问题会带来哪些后果？

潘忠党（以下简称“潘”）：我认为，首先，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新媒体”。例如，互联网以及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移动社交媒体平台是当前一代人眼中的“新媒体”，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媒体”，但这些媒体在我们人生的后半段才出现。对我们这代人，在我们观念的形成阶段（formative stage）的“新媒体”是电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地引进电视是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在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历史在中国就是电视发展的历史，电视也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新媒体”。其次，我们通常会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当中感受到一些问题，再从中提炼出研究命题。但需要意识到，不同的生命体验通常对应着不同的历史时间点，也对应了不同的媒介技术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提出研究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潜在的危险：这样的思维和逻辑本身包含了一种潜在的认知谬误（cognitive fallacy），即“历史从我们一代人开始”的局限性。当我们标明某个“新媒体时代”时，我们很可能只是概括了自己的生活体验，认为历史的新阶段就此开始了。至少以不同媒体在美国得到全面采纳的年代来看，不同代际有各自的“新媒体”，而且新兴媒体的应用增添了可供人们使用的媒体形态，逐渐提升可选择的程度（Neuman，2010）。如图1所示，人类的历史远比传播学者所研究的媒体之历史久远，各种媒体的历史也往往比我们有限的生命要久远得多，而我们所称的“传统媒体”，虽然是传播学的理论知识生发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实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瞬间。将上述两种视角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聚焦某一“新媒体”的理论关注，往往抓住的是一个历史的瞬间，反映的是在自己身处时间点所得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