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体制内主流媒体:需要和猎物商量的猎人

June 26, 2012

天涯

天涯      2011年6期
王开岭,作家,电视媒体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激动的舌头》、《跟随勇敢的心》等。
【博主按】作为CCTV人,作者对当下媒体与社会的观察,敏锐、犀利,认同作者的部分观点。
一两年前,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你现在做媒体,但身份和事务又多元化,包含作家、电视新闻人、公共知识分子等,我有个疑问,以你的精神背景和价值立场,似乎很难和体制内主流媒体发生关系……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个疑问,代表了许多朋友和读者的好奇,或者说直觉上的担心。我的解释大致是:我厌倦了书斋里的表达,尝试着突围,想做些深入和具体的社会介入,做个有“技术”含量的思考者,做个有“行动”品质的意见者。新闻媒体,无疑是最佳平台,虽然在中国当下,新闻理想,恐怕是所有职业理想中最受委屈的一种,但对近距离和零距离观察体制内情,是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我还断续表达了这样的体会——关注当代中国和诉求变革,须学会从细节上观察,从微观上努力。对公共事件、社会矛盾和民生焦点,须注重个案还原、真相调查和数据积累,从技术上解析旧的制度设计,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新路径……这非常需要学者兼做记者的事、记者兼做学者的事新闻界和知识界,两种资源的结合和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时代言论的命题质量、精准度、号召力和致用性。这一点,确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那时候,新闻界和思想界的事,基本上由文学界自告奋勇承包了,新闻职业化远未形成。有个显著例子,即“报告文学”的繁荣,其实它是以文学之力完成了记者任务,相当于如今的深度新闻调查和研究型纪录片。但时至今日,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领域之繁密,需要越来越专业的介入,像1990年代那种杂文精神的泛批判、文人化的抒情和喻指、学院派的纯思辨、托梦于大制度的全景式幻想,皆显务虚和柔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以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談些主义”,到了最佳出场时机。我们的工具箱里,最缺的恐怕是技术理性和实践设计,我们的队伍中,最缺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费孝通那类田野学人和行动主义者。“制度”不是一组政治虚数和幻灯片,而是一座有无数构件和程序的实体,变革需动脑,但更需动手——机械师式的动手,尤其现在,似乎更急需动手。很多响亮的声音,或许具备思想品质,但未必有行动品质,因为它不提供方法和路径,只追求批判的语言成绩。当今知识界,“动脑”与“动手”往往是分离的,立场分离、资源分离、阵营分离甚至怀揣敌意,这其中包含了很多旧习和成见。近年来,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发达,精英主唱的启蒙时代已结束,公众认知和民间思考的水准已相当高,对于宏观的社会远景,大家都清楚应如何、是什么,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办”和“我怎么办”,在于对当下社会路径的判断和个体人生方案的选择,即如何“动手”——社会如何动手、个人如何动手。
采访中,我还被问到:在为主流媒体服务的同时,你不担心自己变保守,甚至被它的价值观同化吗?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