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年前，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你现在做媒体，但身份和事务又多元化，包含作家、电视新闻人、公共知识分子等，我有个疑问，以你的精神背景和价值立场，似乎很难和体制内主流媒体发生关系……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个疑问，代表了许多朋友和读者的好奇，或者说直觉上的担心。我的解释大致是：我厌倦了书斋里的表达，尝试着突围，想做些深入和具体的社会介入，做个有“技术”含量的思考者，做个有“行动”品质的意见者。新闻媒体，无疑是最佳平台，虽然在中国当下，新闻理想，恐怕是所有职业理想中最受委屈的一种，但对近距离和零距离观察体制内情，是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我还断续表达了这样的体会——关注当代中国和诉求变革，须学会从细节上观察，从微观上努力。对公共事件、社会矛盾和民生焦点，须注重个案还原、真相调查和数据积累，从技术上解析旧的制度设计，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新路径……这非常需要学者兼做记者的事、记者兼做学者的事。新闻界和知识界，两种资源的结合和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时代言论的命题质量、精准度、号召力和致用性。这一点，确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那时候，新闻界和思想界的事，基本上由文学界自告奋勇承包了，新闻职业化远未形成。有个显著例子，即“报告文学”的繁荣，其实它是以文学之力完成了记者任务，相当于如今的深度新闻调查和研究型纪录片。但时至今日，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领域之繁密，需要越来越专业的介入，像1990年代那种杂文精神的泛批判、文人化的抒情和喻指、学院派的纯思辨、托梦于大制度的全景式幻想，皆显务虚和柔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以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談些主义”，到了最佳出场时机。我们的工具箱里，最缺的恐怕是技术理性和实践设计，我们的队伍中，最缺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费孝通那类田野学人和行动主义者。“制度”不是一组政治虚数和幻灯片，而是一座有无数构件和程序的实体，变革需动脑，但更需动手——机械师式的动手，尤其现在，似乎更急需动手。很多响亮的声音，或许具备思想品质，但未必有行动品质，因为它不提供方法和路径，只追求批判的语言成绩。当今知识界，“动脑”与“动手”往往是分离的，立场分离、资源分离、阵营分离甚至怀揣敌意，这其中包含了很多旧习和成见。近年来，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发达，精英主唱的启蒙时代已结束，公众认知和民间思考的水准已相当高，对于宏观的社会远景，大家都清楚应如何、是什么，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办”和“我怎么办”，在于对当下社会路径的判断和个体人生方案的选择，即如何“动手”——社会如何动手、个人如何动手。
采访中，我还被问到：在为主流媒体服务的同时，你不担心自己变保守，甚至被它的价值观同化吗?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