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体制内主流媒体:需要和猎物商量的猎人

天涯

天涯      2011年6期
王开岭,作家,电视媒体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激动的舌头》、《跟随勇敢的心》等。
【博主按】作为CCTV人,作者对当下媒体与社会的观察,敏锐、犀利,认同作者的部分观点。
一两年前,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你现在做媒体,但身份和事务又多元化,包含作家、电视新闻人、公共知识分子等,我有个疑问,以你的精神背景和价值立场,似乎很难和体制内主流媒体发生关系……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个疑问,代表了许多朋友和读者的好奇,或者说直觉上的担心。我的解释大致是:我厌倦了书斋里的表达,尝试着突围,想做些深入和具体的社会介入,做个有“技术”含量的思考者,做个有“行动”品质的意见者。新闻媒体,无疑是最佳平台,虽然在中国当下,新闻理想,恐怕是所有职业理想中最受委屈的一种,但对近距离和零距离观察体制内情,是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我还断续表达了这样的体会——关注当代中国和诉求变革,须学会从细节上观察,从微观上努力。对公共事件、社会矛盾和民生焦点,须注重个案还原、真相调查和数据积累,从技术上解析旧的制度设计,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新路径……这非常需要学者兼做记者的事、记者兼做学者的事新闻界和知识界,两种资源的结合和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时代言论的命题质量、精准度、号召力和致用性。这一点,确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那时候,新闻界和思想界的事,基本上由文学界自告奋勇承包了,新闻职业化远未形成。有个显著例子,即“报告文学”的繁荣,其实它是以文学之力完成了记者任务,相当于如今的深度新闻调查和研究型纪录片。但时至今日,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领域之繁密,需要越来越专业的介入,像1990年代那种杂文精神的泛批判、文人化的抒情和喻指、学院派的纯思辨、托梦于大制度的全景式幻想,皆显务虚和柔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以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談些主义”,到了最佳出场时机。我们的工具箱里,最缺的恐怕是技术理性和实践设计,我们的队伍中,最缺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费孝通那类田野学人和行动主义者。“制度”不是一组政治虚数和幻灯片,而是一座有无数构件和程序的实体,变革需动脑,但更需动手——机械师式的动手,尤其现在,似乎更急需动手。很多响亮的声音,或许具备思想品质,但未必有行动品质,因为它不提供方法和路径,只追求批判的语言成绩。当今知识界,“动脑”与“动手”往往是分离的,立场分离、资源分离、阵营分离甚至怀揣敌意,这其中包含了很多旧习和成见。近年来,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发达,精英主唱的启蒙时代已结束,公众认知和民间思考的水准已相当高,对于宏观的社会远景,大家都清楚应如何、是什么,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办”和“我怎么办”,在于对当下社会路径的判断和个体人生方案的选择,即如何“动手”——社会如何动手、个人如何动手。
采访中,我还被问到:在为主流媒体服务的同时,你不担心自己变保守,甚至被它的价值观同化吗?
庆幸的是,在我身上,尚未看出此迹象,这并非“出淤泥而不染”,原因有二:一是我区分了个体意见和公共传播、自由写作和职业表达,两个系统相对独立,保持安全距离。二是央视是个庞大系统,各单元都有自己的定位,都强调差异性竞争,并无所谓的统一价值观。多数情况下,它遵循的是传播规律和专业准则,因为它要对收视率负责。比如日常选题,领导并不指令你必须“做什么”,其职责体现在出口即审片上,乃后置性的,或者说它更强调“不做什么”,这个“不做”的标准,可能来自外力,也可能来自专业。
至于“保守”,若它的对立面是“激进”的话,我的体会是:你对中国社会了解越多,沉潜越深,愿意承担的责任越大,越会自觉地选择“保守”,因为你会真诚地考虑如何为改革收益降低成本。
总之,从写作者到媒体人,有必然,也有偶然。“必然”即以上所说,“偶然”是恰逢受邀。2003年“非典”之际,央视新闻评论部成立新闻频道,要做一档有纪录片品质的新闻栏目,由于深夜播出,选题空间和自由度相对大,在一番犹豫和考察后,我接受了邀请,担任栏目指导。

很多朋友对我说,近年来,几乎不看电视新闻了,尤其央视等主流媒体。我理解这种反应,作为新闻意义的媒体,中国电视的成绩太不尽人意,比纸媒逊色不少,若没电视剧和娱乐撑着,恐怕电视机卖不过收音机,更甭比电脑了。其实这是好事,说明在信息获取上,人们对传统媒介的依附性消失了。如此,亦将刺激和倒逼传统媒体的思变与开放,尤其官媒将不得不面对市场叫板,从政治化向专业化靠拢。
“体制内主流媒体”,这是个中国特色的说法,是个被默认的不规则概念,通常指新华社、央视央广和《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刊。但无论电视还是纸媒,它们的当下生态都差不多,皆秉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方法,此两端即政治功能和媒体属性。这是被规定的境遇,也是被认可的策略。对于我曾介入并了解的央视新闻,我有一个比喻,“需要和猎物商量的猎人”,其实,该说法同样适用于其他主流媒体。
央视频道和单元众多,体系庞大,结构复杂,且充满周期性变数,整体上談它不靠谱。我下面说的不是全台资源,不包括娱乐、体育、影视、科教等,仅指新闻频道,特指它未改直播前的栏目状态,即由《新闻调查》、《东方时空》、《社会记录》、《新闻会客厅》、《新闻1+1》、《新闻周刊》、《世界周刊》、《纪事》等组合的那个晚间状态。该周期的始末标志为2003年“非典”和2008年“汶川地震”,也是至今有持续影响力的一个周期。
大凡主流媒体,其话语系统都有个特点,即语言的雕饰功夫和装修能力极强,当然属于无奈。它们中从不乏优秀和有良知之人,可惜的是,其大量光阴、智力和才华被“拿捏”、“分寸”“火候”、“平衡”、“遣词造句”这些工序给消耗掉了,这是个悲剧,但是个值得同情甚至尊重的悲剧。你若用心看,它呼之欲出的东西,和那些最尖锐的报刊声音或民间立场近乎同质,但粗一搭眼,你就会怪它,怪它为何糖衣?为何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为何不将军只拱卒?其实它尽力了,甚至是拉了满弓的,但由于瞄准时间过长而泻了力。它要瞄了再瞄才行,因为它要对事实、方向、观点、预后、舆论引导等“高度负责”。若把批评型报道比作打猎,央视属于那种通常需要与猎物商量和談判的猎人,虽然它的战利品中以小动物居多,但你若见一只滴血的老虎,仔细勘察,其身上多有CCTV的箭头,但并非要害部位。我告诉你,那就是它心目中的十环,其目标就是使之负伤而非致命。难道负伤没意义吗?
遗憾虽有,但从传播角度,它的受众广,承接面和受力范围大,且它影响的是最普泛的大众和基层权力领域,并非知识精英——这个层面的人很少看电视了。一个农民或乡长镇长或某局长,他可能不看《南方周末》,但他会消费央视或《人民日报》,看了他就会想,原来这个事人家是这么认为的,无形中即接受了一份价值观。这个作用力非常大,因为来自他依赖、信任或者说习惯于服从的媒体,双方是对称和衔接的,型号匹配,渊源深厚。众所周知,主流媒体常被习惯认为其观点是权力支持的,是政策的助手,所以体制内的受众接受起来,即少许多犹疑和顾虑,就像从前惯于从“两报一刊”获取权威信息一样。从传播学和社会学上看,该功效非常大。

在中国,政府职能履行得如何,只须看看媒体前聚集了多少上访者,只须看看有多少信任票投进了媒体票箱,虽然该箱子是纸糊的,四下漏风(在媒体尚未被《新闻法》正式确认、本身权利尚无保障的背景下,反被民间赋予了权力色彩和诉讼功能,这有点荒谬,但确是现实)。百姓喊冤何以投奔媒体?因为公权力欠账太多,司法欠账太多!而法律恰恰是生存安全的第一盾牌和掩体,一个人唯信任法律才会有安全感,指望媒体恰恰说明安全感丧失。央视东门外,每天堆满了举状纸的人,大凡在台址外办公的栏目组,几乎没有敢公示地址的,否则就会成为接访处。在全国媒体中,央视恐怕是最吸引上访者的地点,为什么?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其舆论监督力度(这甚至是其弱项),而是在民间印象中,它和权力有衔接,有一种对口关系,有立竿见影的传声功能和垂直干预效果。就像我们遇到棘手的麻烦,未必找最信赖、最正派的朋友,而是找有关系有路子、能递上话的神通广大者,何况当事人想解决的不是所有人的问题,而仅是自己的问题。这种解决有限问题的能力,恰恰是主流媒体的天赋。
在传播效用上,体制内主流媒体对行政的影响力,为其他媒体所不具备。这一点,仅从近期曝光的河南“双汇”瘦肉精、首都机场高速违规收费、广西来宾传销等事件上,即可见一斑。其实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多经媒体披露和网络盛传,但悬而未决,而央视一次触击,就立竿见影,换来地方政府的“紧急行动”。逻辑很简单:权力感应,政治回声。这虽是个让人愤怒的逻辑,但节目播出的实效又是积极的,符合社会期待。在新闻操作上,它们被央视曝光,全是各栏目的自然报道,属自选动作,并无坊间猜测的政治性安排和高层授意云云。

近两年,网络微博——这种被称为“个人媒体”的新事物风靡天下,“围观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人人雀跃,人人欢呼。尤其在它打了几次漂亮仗后,前景一望无际,一片光的海洋,我也有点晕眩。但很快,我发现了新的事实:“真要围住一个东西,不让它逃走,须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才行。蚍蜉撼树,靠的是人海战术。而网络社会的特征是:注意力高度集中,聚焦一个,忽略无数……对铺天盖地的虫害,围观只相当于生物防治,且每次都要牺牲几只带头的螳螂。”“在民意不能自动生成权力的时代,再人山人海的围观,也只实现效应而非效益,它须惊动权力、招来权力目光、引起权力焦虑才奏效……而它更大的作用,很可能在于联络和互动,在于彼此激励、增强信心、传递会意。”(以上为我两条微博发言)
我个人以为,围观改变不了中国,社会情绪的一致很说明问题,但并不直接修改什么,相对实体政治的坚固和磐重,它显得过于乐观和务虚了。再强烈的网络效应,也只是属于意见、声音、姿态的范畴,属于系统内繁殖,它并不具备直接和外化的行动品质,而对于其间接性,我们并不陌生,民意储备早就完成了。缺的还是路径,民意合法进入体制并上升至权力的路径。而且,关键在于如何取得体制信任,双方都要有诚意,都要不计前嫌,学习妥协,给对方以安全感。
所以,网络时代虽转移了我们对主流媒体的注意力,但主流媒体的进步与否仍很关键,它毕竟占据了相当大的受众份额,更重要的,它对体制和体制相关人群的影响力及其符号性,远非网络可及。我常对自己和别人说,不要嫌弃主流媒体,至于它特殊气候下的糟糕表现,你完全可视为无效传播和形式主义。体制内媒体不进步,网络再怎么自由,南方报业再怎么奋勇,我都乐观不起来。共识和卓见不能圈在沙龙里,不能只搞自我复制和近亲繁殖,要推动体制,即要打交道,搀扶也好,安轮子也好,肩扛背挑轿抬都行。而泾渭分明和老死不相往来,或搞空谷足音,立场上很决绝,道德上很清白,但失去了作用于对方的机会,是决裂的意义大还是合作的意义大?要改变一个人,总不能连理都不理吧?除非你不想改变,只盼这个人消失。社会进程是合力的结果,是四面八方交汇和平衡的结果,是左派、右派、保守派、激进派、自由派、中间派——共同化合反应的结果;当然更取决于它们的比例。我推崇并尊重这种合力的阵容,希望它比例合理。
有时看网上发言,我纳闷为何连我欣赏的一些央视节目都遭羞辱,是期待太高?或怒其鲍肆出身、恶屋及乌?像曾经的《新闻调查》、《社会记录》、《新闻1+1》等栏目,我觉得它们已呈现较纯粹的媒体特征了,自选动作远大于规定动作,且以批评性报道为主,传统的宣传功能已大大弱化——被媒体本能、职业理想和荣誉感、被内外部的竞争。当然,和一些纸媒相比,它的选题空间和话语权还是拘谨的,风吹草动,都会造成它的紧缩和动作僵硬,这也是常被民间诟为“失明”的原因。尽管如此,近年来的重大焦点和热点,比如黑煤窑和矿难、汶川大地震、华南虎事件、许霆案、三鹿奶粉事件、楼歪歪事件、开胸验肺事件、王帅事件、孙伟铭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邓玉娇事件、唐福珍事件、李庄事件……它都没有缺席,甚至贡献了较扎实的事实部分,从而给民议、网评和政策思考提供了素材和起点。
无疑,这个时代对“声音”符号的渴望和消费需求是极旺盛的,总希望你能把意见以最清晰、饱满、露骨甚至刺激性的方式抛出来——并以此去定性一个媒体的红与黑,去衡量其良心尺寸,我理解这种渴望,也深以为声音的珍贵,但它更适用于有条件的媒体。因为角色和场地不一样。我一直有个观点,即“大事实小言论”,电视不同于纸媒,文章是靠言论取胜的,而电视媒体的重心不在观点和发声,而在于现场部分,你给观众提供充裕的素材、搭建好思考平台和起点就够了,你的“喉结”特征要让位于“眼睛”功能。
我想,之所以招来民间那么多责怨,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你只是精神靶子,民间需要这么一面可以吐痰和掷物的墙。选择你当这个情绪垃圾桶,肯定是有原因的,也许你当之无愧,也许你有点冤,也许个体冤而整体不冤,也许昨天冤而今天不冤,也许初衷冤而事实不冤,在现有环境下,你必须为自己的出身埋单。再说对一个占有最大国家资源的媒体来说,对它有再高的要求,情理上也不过分。
以上举例,仅指向新闻频道的栏目单元,尤其改直播前的状态。我留意到,民问对央视的诟病,多集中于时政报道。坦率说,许多年来,时政报道的话语系统改进很小,叙事逻辑落后,这一点,主流媒体都一样,几乎被格式化了……即便从宣传上讲,也是低效率的。这样的框架下,连“先进事迹”表彰也报废了,其实,有些“好人好事”作为精神事件和人性闪光,是很珍贵的,尤其道德荒芜的时代,这些萤火虫般的人和事,若得到更自然更本色的解读,换

一种目光注视,会更彰显出正面的示范意义。

媒体的事业空间和理想荣辱,首先取决于大的新闻环境,其次取决于它的管理者团队。在一个职业系统中,良币和劣币总是此起彼伏,互为消长,该比例掌握在管理层手中,就像攥了一副扑克牌,怎么组合,怎么出牌,考验管理者的判断和魄力。有时,良币多了会视为问题,因为它改变了构成。劣币多了也不行,因为一个媒体,它在民间的那点信用、口碑和收视率,要靠良币去积攒。过去有个说法:良币是给下面消费的,劣币是给上面消费的。我认为是个过时的策略,因为即便站在上面看,若不能保证良币的繁衍和足够份额,劣币是花不出去的,这是个捆绑式的销售,劣币是沾良币的光,吃的是良币利息。
一个媒体,凡好的历史时期,都和管理者的担当与智慧有关,他们在职业理想和体制职能间找到了结合部,在积极和保守间找到了平衡点,在个人荣誉和集体使命问找到了并行感。央视新闻的黄金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年《东方时空》、《焦点访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是难以超越的标杆。
大众对电视媒体的兴致,很大程度上投注在主持人身上。其实,对媒体的观察和评价,也可借这个线索,比如白岩松,他可谓央视新闻二十年来最有标志性的人物。从专业角度,我尊重并欣赏这个人,我跟很多年轻的同事说,他做得真不容易,心很累。他有成熟而系统的价值观,有自己的语言系统,这很重要。独立的价值观和语言系统,是一个新闻主播最重要的装备,国内大部分主持人都不具备。我觉得在和体制寻找接口与组织有效对话方面,他努力了也尽力了,多数情况下,已把允许的话语能量调到了最大值。他的语言很体现糖衣设计,圆润中有尖锐,防守中有侵略,有时甚至已脱了“衣”,基本裸了,很骨感。正因为这种分寸把握、建设的诚意、口型口吻的稳健和关键词的牢固,使得他的话——不带敌意但也不怎么动听的话,体制和被批评者都能听进去,也给他争取了较大空间。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角色,这种略显克制的角色,这种圆润而不失锐度的声音。再过些年,等我们走出了很远之后,回过头,我们会清楚这种角色的意义,会把给予先锋和勇士之后的掌声给予他,感谢他的迂回和断后。
在体制内做一个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人很难,会很痛苦,很受伤,只有身在其中才深知这种难。他们身怀良知,三三两两、稀稀拉拉、物以类聚,有时靠个人之力争取一个选题,挽救一段影像、一两句自以为关键的话……从我个人的精神角度,我给了这些同事很高的评价和尊重,我理解他们的忍辱负重和卧薪尝胆。要做事,哪怕是有限和极有限的事。否则,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就浪费了。
有一次,我半玩笑地问原《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有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委屈和悲怆,当你把用尽全力的作品拿到圈外,尤其知识同人那里——却换来满脸不屑的时候?”他明白我的意思,面露苦涩:“是,人家在体制外的表达,已走了十步,你才踩着雷挪了两步,这是怎样的龟兔赛跑啊!”我和他在朋友上有交叉,能想象那种龟兔聚会的情景。龟是永远赛不过兔的,但这个时代,龟是基数,这个庞大的队伍需要导航。所以,兔子率领兔子,乌龟引导乌龟,龟要胜出的不是兔,而是趴着不动或跑得慢的龟。兔也一样,各在自己的系统里。
要談理想,更要做阶段性的事情,否则什么事也干不成。季羡林有旬流传很广的话,“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学者如此,体制内的良币若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总之,既然放足时代尚未到来,那就先裹着小脚赶路吧。别放弃,别抛弃,别强迫它和别人比,要鼓励它和自己比。(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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